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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人的国粹教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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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洪暴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啦，反正溪的两岸住的都是三无牌──无权、无钱、无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桥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没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的教习：陈国义先生、林实时先生、张箭先生、邓玉瑛女士、钟美月女士、陈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样，脱下鞋子，横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涨，陈国义先生和林实时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滚了约二百公尺，总算命不该绝，勉强挣扎着爬出来。钟美月女士和陈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对，赶快回头。而可怜的张箭先生和邓玉瑛女士，却从此一去不返，等到人们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已是两具尸体。悲夫！
张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邓玉瑛女士任教仅仅六天。张箭先生是邓玉瑛女士的长辈，为了呵护晚辈，竟同归于尽，而邓玉瑛女士不过是暂时代课。这一对情同父女的教习，为了对孩子的爱心，为了尽到职责，他们每天涉水而过。报上说，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与腰齐。呜呼，那是一个什么场面，教习们每天一去一返，两次都要双手把鞋子和教科书举到头顶，踉踉跄跄在深水中试探着迈步，如果这是一个电影镜头，观众们会为他们的行为深切感动。可是，却从没有人理会他们，从没有人想到这一群国家墙角的石头，任凭他们受苦受难，而他们也沉默得像牛一样，对孩子、对教育、对国家，奉献出他们的耕耘，没有怨言，没有吶喊，最后更壮烈而悲惨地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对国家付出的太多，国家对他们回报的太少。吾友甘乃迪先生曾曰：“我们不要问国家对我们做些什么，要问我们对国家做些什么。”这两位教习已对国家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是我们问的时候啦，我们问：现在国家应该对这两位死难的教习做些什么？
这意思不是说要官老爷为他们请一群和尚道士，念咒起死回生。而是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购买的，只有一种东西购买不到，那就是对工作的爱心和对所担任的工作无比的热情。死难的教习为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读者老爷不妨环顾一些大学堂的教习，有几个是认真在教学的乎哉。柏杨先生曾遇到过不少除了对教学没兴趣，对其他干啥都有兴趣的大学堂教习，忙着开会，急着当官，挤得头破血流，惶惶不可终日。而就在荒村僻壤，却隐藏着中华民族的环宝，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教师典型。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千古不朽的教师典型（2）
死者已矣，而就在此时，山兴国民小学堂才奉准建立两栋校舍──真是妙不可言，一条人命一栋屋。但总算有了两栋，比继续淹死人要好。但我们仍要建议的是，我们应该在溪流上修一条桥，并且为两位死难的教师建立铜像，像美国人为在硫磺岛上竖旗四勇士建立铜像一样。铜像应该是滚流中张箭先生绝望地用两只手拉着向下倾倒的邓玉瑛女士。──至于到底怎么雕塑，自有雕塑大师做主。
死难的两位教习所显示的正是中国教习为教育而牺牲的精神，正是我们日夜所宣传、所盼望，以及中华民族前途所寄托的精神。这个尊严的铜像，将永垂不朽，永远振动心弦。我们还建议这铜像应建立在教育部门口，现在教育部门口汽车倒不少，上星期柏杨先生去教育部找一位官老爷，就几乎被埋伏在花荫深处的汽车撞了个四脚朝天，我想那些玩意只能代表教育部的官老爷很阔，不能代表中国的教育成功，有两位死难教习的铜像矗立在那里，一则可使官老爷抬头望明月，低头思责任；一则也让来宾（包括中国人和洋大人），对中国教习的爱心和责任心，留下深刻印象，那比弄一个锦旗献献，弄一个勋章纪念章挂挂，要意义深长得多也。
这建议不行的话（恐怕准不行，如果淹死的是教育部长，那就准行啦），我就建议花莲县朋友，应该自己动手。死者有知，两位教习在天之灵，从云端下望，看见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听到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歌声，他们会围绕着他们的铜像，为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向上苍祈祷。
容我们再说一句，张箭先生和邓玉瑛女士，不管有没有铜像，你们是为教育、为孩子而牺牲。回想十月六日那一天，当芸芸众生在歌舞升平的时候，你们两位却涉着深到腰际的激流，前往学堂授课，使我们无地自容，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孩子。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谋杀
现在社会上最普遍也最严重的一个困扰，是中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恶性补习”，台湾一共有多少小学生，我们不知道，假定有五十万吧（请别在数目字上抬杠），则至少这五十万可怜的孩子，和一百万孩子们可怜的父母，以及数不清的中小学堂可怜的教习，都为这个问题烦恼。我说“烦恼”，完全是圣人们学院派的手法，如果凭良心说真话，岂止烦恼而已，简直痛入骨髓，血泪俱下。举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吧，该学堂是个了不起的学堂；但据我所知，他们的学生几乎一个星期只拉一次屎，不是孩子屁股倔强，硬不肯拉，而是我们陷于恶性补习的屠场中，没有时间拉也。有一个朋友，她的孩子在该学堂读六年级，有一天一个人蹲在厕所啜泣，做母亲的问他干啥，他最初还保持男孩子的尊严，不肯实说，但后来肛门下血，才哭着供出他已一个星期没有大便矣，该孩子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灌肠才治愈的，作母亲的眼看儿子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真恨不得一头撞死。事被柏杨先生听到，就拜托孩子在他班上代为打听。得到的结果是，全班同学一个星期不大便，乃是常事。
盖孩子们天不亮就起床啦，起床后潦潦草草吃上几口，就背着书包上学。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扒拉两碗，要一直等到夜幕深垂，路断人稀时，才踽踽而归。进得家门，书包一放，马上趴到桌上入睡矣，做娘亲的千唤百唤，把他唤醒，睡眼蒙眬中，咽一口饭，打一个盹，好容易吃完之后，用其枯干颤抖的小手，从书包中掏出一叠作业，就又俯到案上，一题一题地做。一面作一面嘱咐母亲曰：“妈，你看我瞌睡就叫我。”有时做娘亲的陪到半夜，看看孩子手握铅笔，小脸贴到书上，呼呼睡去，实不忍心叫，可是一会儿孩子醒来，就哭闹曰：“你为啥不叫我呀？”母亲曰：“我叫不醒呀！”孩子曰：“那你为啥不打我呀？”大概孩子也听说过“发悬梁，椎刺骨”的古老故事，就找了一个圆规塞到娘亲手里曰：“我再打瞌睡，你就用它扎我。”而做娘亲的此时已哭成泪人儿矣。
晚上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甚至要做到一点两点，才允许母亲拖上床。所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里，没有笑声，没有笑容，也没有在自由国土上当一个自由小国民应有的欢乐，而只有老爹的叹息，娘亲的愁容和孩子们焦灼疲惫、瘦削如猴的小脸和皮包骨的身材。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早上放出去，被恶性补习百般蹂躏，天黑之后，才跌跌撞撞回家，而又一灯如豆，蓬发盖面。他哪有时间大便乎哉，孩子不扑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死，已是祖宗有德啦。这不叫恶性补习，这叫慢性屠杀，痛夫。
我们以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绝不是给中正国民小学堂过不去，如果有这种想法，出门就给汽车撞死。事实上台湾全省国民小学堂，除非他的校长不长进，教习又是木头，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如此这般，仅只一星期不拉屎有啥了不起，而是国民小学堂普遍地把孩子们蹂躏成一个小小僵尸，压弯了孩子的脊椎（没有压断已经是“爱的教育”啦），抽去了孩子的血。最使人椎胸痛心的，是恶性补习像铁锤一样，搥击着孩子的头，使他们昏昏沉沉，浑浑噩噩，轻焉者对读书产生畏惧，重焉者伤残终身。
吾友程国成先生，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堂的教习，曾沉痛地说，数学是一门最有趣、最引人入胜的功课（柏杨先生插嘴曰：这是自然学科教习的说法，由柏老来看，数学这玩意简直坑人不浅），他的小女儿一向非常喜欢数学的，可是几年恶补下来，孩子每天晚上带回来一张长达丈余，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习题的课外作业，对数学遂由爱生怕矣，孩子有时候害病，在高烧中还喃喃着鸡兔同笼，盖“天长地久有时尽，作业绵绵无尽期”，哀哉！
恶性补习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言人人殊，台湾省教育厅不知道换了多少位厅长，每位厅长先生上台后都被恶性补习搞得手忙脚乱。其对策不外两个，一曰“尊口乱张”，发表谈话啦、发表文告啦、发动公文攻势、令饬知照啦、希望遵守法令啦、盼望拿出良心啦；这一式完全为对付报纸，以及向上级报销之用，一旦案发查问时，他就用来搪塞，效果等于一个屁。二曰“杀鸡吓猴”，碰上几个倒霉的教习，申斥的申斥，解聘的解聘；义愤填膺，好像真的一样，以致官儿一旦莅临学堂，威力所及，全体大乱，藏书的藏书，藏笔的藏笔；此一招是为了堵全国小民的嘴之用，你瞧，俺已尽了力吧，其效果似乎比屁高一级。
依柏杨先生之见，最妙的办法莫如“格杀毋论”，由立法院通过一条法律，凡是恶性补习的教习，一经发觉，立刻就地正法，看谁还敢恶性补习乎？但一位朋友揪着我的耳朵曰：“即令大家一齐比赛混蛋，立下了你阁下这种妙法，恶性补习也取消不了。不但取消不了，恐怕反而会转入地下，你就是天天带着警犬，提着机关枪满街乱跑都没有用，而且孩子将更为可怜。”君不见现在官方有令，国民小学堂教室都不准装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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