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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稿2003_韩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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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无论父母或者孩子都可能是从要找工作去考虑，但是不见得你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凑合能讲几句英语就把你要去了，这年头翻译虽然贵，但好歹还比嫖娼便宜，老板都能花那钱当然花得起这钱。
我不太想讲中国的英语太注重语法什么的老套东西，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实在是太保守了，就像中文里，我要买一台电视机，买一台电视机我要，我买一台电视机要，我要买电视机一台，电视机我要买一台，表达都是一样的意思，只要不是一台电视机要买我，上面都是没有错的。可是偏偏有人要分出一个对错来。要说出英语学习有什么问题来我想我没有太多的资格，但是至少我可以怀疑如此重视英语的必要性。
很多人觉得英语虽然不是在每一个公司一直用得上，但是总有一直要用的公司，或者可以以防万一，那女子防身术更能防万一了。为了万一，这样的代价的确太大。
我们从小学习一门其他国家的语言，三年，三年，再一个四年，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整整十年，十年什么不能学通了，我就算学十年调酒，出来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调酒师，拿的薪水不比翻译少。但是中国有无数人学了十年的英语，早上念晚上背，出来还是那破水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根本在违背自己的生活环境做一件事情。至于坐飞机都要找空姐用英语对话那纯粹是有病，两个英语讲得都有问题的中国人碰一块能对话出个什么结果来？不过倒是可以练胆。
学十年英语，出来还是不能讲好的英语，不光是我们学习不好，也不能完全怪教材如何，这就像我们在没有赛车场的时候记住了一堆赛车理论，在没有转过弯的情况下知道应该怎么去转弯。
我甚至在一个电视节目里还听到一个“专家”这么说：
现在的中国人的素质应该用英语水平去衡量。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屁啊。我为中国人能放出这样的屁觉得很丢脸。关键是在场的所有人居然都觉得很有道理。可能他们已经麻木了，或者全是一帮搞英语的，不过我宁可相信人们已经麻木了或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从小学习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不信你到现在的学校里去把这句话说出来，我想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异议。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居然要用掌握另外一个国家语言的程度来衡量，提出这样观点的人，纵然有再多理由，也显得太愚蠢了。不过情况的确是有点接近，比如你看着一个你不知道恰巧你朋友们都知道的英语单词纳闷，人肯定都会笑话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包括各种颁奖晚会上得奖的用英语一通感谢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素质很高，哪怕面对的都是一帮中国人或者就是昨晚上在家里现准备的，能用英语说“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肯定如果换成鼓励就又没戏了。我觉得面对一帮中国人讲英语是很蠢的行为，有种你对着一帮外国人讲中文，用中文去诺贝尔去葛莱美去奥斯卡讲谢谢，又没本事了。英语很好故意不讲是本事，本来讲不好也是本事，况且，我英语不好怎么着，英语不好不配当中国人了？
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我说，英语能衡量人的素质。
原来现在中国，素质最高的是翻译。
学英语没错，可是在什么别的本事都没有的情况下，学到头也只不过是一个翻译。如果有的家长执意要让自己的孩子变成翻译，那么不如直接将孩子送国外三年再回来比较好，虽然短时间投资大点，但是却能省下近十年时间。孩子当十年翻译，应该能回本了。
我在早上经过一些学校或者看到骑自行车都在背英语的学生们感到很别扭，每一个学校都有英语角，但我在外地问路有人都听不懂普通话。拜托，先把普通话普及了。我们chinese总不能拿英语互相问路到长城怎么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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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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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学的时候居然是学习委员，这点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个奇迹。而且奇迹中的奇迹是我还是一个数学课代表。
现在想起来，课代表可以有，所谓班干部，还是免了吧。
小学中学都挺单纯的，何必这么早就接触肮脏的事情。
干部。中国哪里都是干部，连班级里也都是干部。一个班级才四十个人，有十个是干部，倒还真有点现实社会的写照。小孩子从小就开始在这方面变态，跟着变态的还有家里人，在班级当个副班长就高兴得不得了，这还没赶上可以贪污钱呢，就高兴成这样。
班干部体制是中国教育里很迂腐的一个部分，丝毫不能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真有组织能力的，私底下组织干坏事利索着呢，而这些成绩好的或者得老师宠的班干部，从小学到的只有滥用职权。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特别是越小的官就越喜欢滥用职权，小到什么饭店保安或者停车场看车的那就牛逼到无法想象的境界了。
班干部也是这样，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团支书、班长、副班长、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等等，要这么多班干部干什么，中国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人员过于繁复，简单说就是办事的太少，废物太多。
废物多倒也算了，就怕出败类。
一个班级的机构也是这样，班干部基本上不管事，指挥人却有一套，还特地做了一条杠子两条杠子三条杠子的小方片挂在臂膀上，显示职权的大小以及和普通“老百姓”的区别。
我觉得这绝对是要废除的。除了全球都有的军衔以外，中国当官的都还没有在头上画五角星显示和别人的区别呢，小学里倒开始有高低之分了，居然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挺正常，而且星期天你上街看看，家长带着孩子出来玩的，都还要故意戴上学校里的杠子，碰到路上三条杠的别的学生都觉得这哥们牛逼，或者两条杠的觉得他比我高一级，我得听他的，那是何等落后的景象啊！
在以前班干部评选的时候，且不说里面的勾心斗角或者老师偏袒或者成绩好的才能当选等等，选上以后老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你们是为普通学生服务的”，有的都是“你要领导他们……”“你要监督他们……”从小就学会指使别人，这么一点点的小权利就这样神气，长大了真当官了，谁知道是什么样的官。
其实除了收作业之类，老师指定一个最能打小报告的当班长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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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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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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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独立，我想经济的独立是重要于精神的独立的。如果一个人能大言无耻地宣称他已经独立但是不幸的是还和爹妈住在一起并超过了十八岁还由爹妈养着，他的问题就不是精神是否真的独立，而是神经是否真的有问题。同样的，我想其实经济的压力是要重要于精神的压力的，因为所谓精神压力其实都是扯淡的，而且是天生的，因为我发现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往悲惨的地方想，就算生活美满，也会为为什么生活这样美满而哀怨。
有人可能觉得在某个时段里，精神的压力是大于经济的压力的，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其实高考的压力仍然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
我要说明的是，在学校这个只有精神压力和自称精神独立的地方生活其实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我有时候也会感叹自己学生的生涯太短，但感叹归感叹，我是绝不会回学校当学生的，比如高官富贾有时偶然感叹乞丐真好，自由自在自食其力，但上天给他一个当乞丐的机会他绝对不会真的选择当乞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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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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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有过多的专家很有意见，一会儿这个说应该这样，一会儿那个说应该那样，满世界专家，好像除了读者全是专家。对此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可以说，收入《毒》里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我觉得它还是放在这里比较合适。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中国真的是个只说不做的民族，这点可以从谈话节目的数目看出来。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文学哲学类的专家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专家要大得多。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专家，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人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俩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有一家报纸前几天登了两位名家的文章，字里行间显露的是极其不专业的妒忌——主要原因是这两人这辈子所有写过的书的销量的总和的三倍都可能不及我一本书一年销量的一半，所以极其不服，文章酸味横溢。但是他们自有老奸巨猾之处，事先就说明没有看过我的书，就谈这个现象。姑且不论现象一定要建立在作品本身的质量上，不幸的是，后面又说我的东西比六十年代那批人的东西差远了。既然没看过我的东西哪里来的比较呢？中国文学没有起色的很大原因是有这些做事说话极其不负责任但又装出一副很诲人不倦的样子的人长期占据文学评论的权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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