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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10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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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彼时中原一带尚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以致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而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曹操却强调农事。他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许昌屯田成功后,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为惯例,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为了快速生产粮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

    行朝同样如此,失去了大片国土后,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没有了银钱支撑,别说招募新军,吃饭都成问题。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灭亡的,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获得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就要控制财权,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赵昺又利用事务局的特权,大肆进行走私和海贸聚起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获得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况,必须依靠向内藏库借贷才能维持运转,如此便又借机让总计司参与朝廷的财政,控制了钱物的走向,迫使朝廷不得不与其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妥协。

    当然手中有钱,也让赵昺可以壮大自己的私军——御前护军和事务局,拉拢行朝中的臣僚,掌握了人事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让他更加深信财政为王的道理……

第1191章 不败之地() 
在收复江南后,形势虽然对赵有利,但是他也明白在政治上自己继承皇位是得予流亡政府的拥戴,而非是正统的皇位传承,且德帝依然活着,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他的皇位是有瑕疵的。财政上税源随着人口和地盘的扩大,定然会得到缓解,但是在经过蒙元残酷的盘剥后也需要休养生息,因而也并不乐观,更严重的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化。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局面直到现代社会才有所改变,而农业社会财政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和人。如此耕者有其田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开国者用来收买人心的口号,赵占领江南后自然也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江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他发现这却不容易。

    首先,由于自靖康之变后,大量北方军民因战乱逃亡到江南,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这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现状,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其次是蒙元侵占江南后,权贵们大量掠夺土地,再加上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导致田地集中到官僚世家的手中,难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蒙元占领江南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钱包和粮仓,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也就难以改变土地占有结构。而宋朝当时实施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包括他们的亲属,甚至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因此许多自耕农为了逃避朝廷的税赋,便将自己的土地挂名在官员名下,甚至将自己的土地白送,充当佃户,进而形成了大量的逃户。如此导致大量的佃户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他们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赵占领江南后,首先做的就是清查土地和人口,来作为课税的依据。而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早清查户籍和土地不妥,因为当年秦朝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和土地也没有用。

    赵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想保留自己的特权,并恢复失去的土地权属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利用士人集团来统制整个国家。但他却不是这么想的,皇族在蒙元的镇压下已经是所存无几,导致自己在江南的根基不深,且他不想被士人集团挟制,重新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那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国家结构。

    因此在制定财政制度时,赵借口由于江南战乱,土地多次易主,已经难以恢复前朝的土地权属关系。因而在朝廷重建制度的时候,趁机将权力收紧,而他也算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决定了行政效率要高,趁清除蒙元势力和汉奸的机会,弹压了诸多地方豪族及世家,没收了大量的土地,为朝廷统一规划土地进行分配打下了基础

    为了能够顺利清查人口和土地,赵打破了千百年间以丁授田的惯例,实施按口授田和官民一体纳税的方式分配土地,从而使诸多逃户重新入籍,并脱离官员和世家的控制,重建社会体系。其实这种办法类似于朝三暮四的故事,将女子纳入土地分配的范围,并取消了丁税,看似增加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实却也增加了税源。

    为了稳定人心,让民修养生息,赵又实施了轻税薄赋的政策,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减少。因而有朝臣提出利用公田实施军屯,从而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但是他知道军队参与经营必然会产生**,导致战斗力的下降。且军屯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且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屯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为了解决军粮和地方财政开支,赵的主意就是将没收的土地变成公田,并招募大量流民耕种土地,实施民屯。按照政策,屯户可以长期租赁公田,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朝廷六四开;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就要与朝廷五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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