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1873-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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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此情势，让身在北京的伊藤等人十分尴尬，现在牡丹社事件已经无关紧要，夏云桐成为了焦点，不能解决掉此人，所有的谈判都毫无意义。

　　　　伊藤博文提出，必须严惩夏云桐，其余的可以徐徐商量。

　　　　李鸿章也很恼火，但现在要治夏云桐的罪可不容易，倒不是因为翁婿关系，他恨夏云桐横生枝节，还说什么技术故障，根本没收到电报云云，分明是在狡辩。

　　　　可偏偏舆论翻转，朝野一片力挺夏云桐的声音，清流派大声叫好，大部分官僚都觉得扬眉吐气，称赞夏云桐好样的，有血性。

　　　　甚至一向与李鸿章势同水火的左宗棠，也公开称“生子当如夏云桐”！

　　　　民间知识分子更视其为民族英雄，最妙的是连满清贵族，也纷纷为夏云桐说好话，说他“情有可原，其忠可嘉”，当然是因为买了夏云桐的理财产品，怕他万一有个好歹，投进去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进步势力与腐化堕落势力同声叫好，舆论如此一边倒，可以说前所未有，连慈禧也不得不保持了沉默，他李鸿章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惩办民族英雄呢？

　　　　对于伊藤博文的要求，他索性双手一摊，一推四六五。

　　　　这段时间，夏云桐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上，不断有人来信来电，鼓励支持赞誉居多，还有人捐款捐物。

　　　　德国领事克劳奇也很高兴，在他看来夏云桐是听取了自己“主动出击”的建议，同时也善意提醒日本可能的报复。

　　　　英、美领事则显得态度冷淡，不过夏云桐也无所谓，政治无非是相互利用，朝秦暮楚，早在意料中。

　　　　此时的日本仿佛一座愤怒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而大久保利通就是堵住火山的人，他强力压制朝野舆论，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4月19日，伊藤博文从北京发回的长电，介绍了双方谈妥的《清日北京专约》草案内容：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清政府“不以为非”；

　　　　清朝给予日本白银50万两，其中10万两作为军费，40万用于购买日军在台南修建的道路和营房；

　　　　淡水厅地方官员处置失当，相关赔偿细则可另案讨论。

　　　　这个条约承认了日本出兵的正当性，变相给了日本吞并琉球的借口；

　　　　同时承认淡水厅的过错，另案讨论等于是暂时搁置，李鸿章和两宫皇太后对夏云桐的自作主张非常不满，但希望等舆论冷却下来再“秋后算账”。

　　　　伊藤博文坦言，这是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大久保咬牙切齿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份草案，尽快了结掉争端。

　　　　但这时，条约的内容已经传了出去，不要说激进派无法接受，连內治派也觉得这样太过窝囊，抗议声不绝于耳。

　　　　但大久保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为使条约顺利签署，不惜得罪任何人。

　　　　两天之内，反对最激烈的外务卿副岛种臣、司法卿江藤新平、参议后藤象三郎和大木乔任等，相继被撤职。

　　　　在民间进行串联的社会名流，如林有造、片冈健吉、大江卓、竹内纲等多人被捕。

　　　　4月23日，甚至原萨摩藩藩主岛津久光，和声望极高的著名作家和意见领袖福泽谕吉，也以煽动叛乱罪被捕。

　　　　同时镇压了改革和保守的代表人物，表现出大久保利通坚持自己“內治优先”理念的钢铁意志。

　　　　如此强势让明治天皇也觉得过分，让他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对于天皇的至高威望是很大的伤害，私下里跟近臣抱怨：“大久保真该死啊。”

　　　　一语成谶。

　　　　4月26日清晨，大久保利通乘坐马车前往太政官署办公，在清水谷遭到岛田一郎等六名武士的袭击，护卫措手不及，大久保身中利刃。

　　　　临死前他怒斥刺客们：“你们这群蠢蛋，这下日本该怎么办啊！”

　　　　刺杀震惊了整个日本，明治天皇下令严惩凶手，并在27日为大久保利通进行维新以来的第一场国葬，但天皇的内心却松了一口气，国家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

　　　　大久保的死让政局发生了逆转，“內治派”失去了灵魂和领袖，尤其是坊间传言行刺是西乡隆盛一手安排的。

　　　　政府要员既悲愤又人人自危，要知道西乡自己就是近卫都督，像近卫旅团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都是其狂热的支持者，难怪大久保的护卫挡不住刺客，谁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第五十一章　独自迎战（）　
大久保利通的死，让政府官员们一片悲声，尤其是与大久保从幕末时期就并肩奋斗的木户孝允，因悲痛过度而病倒，政府内威望最高的维新三杰，只剩下了西乡隆盛。

　　　　“铁腕宰相”死了，西乡又拥有强大的民意支持，甚至连天皇也对其抱有同情和理解，现在已经无人可以阻止日本走向战争之路了。

　　　　4月28日，在激进派的一再劝说下，明治天皇发布了一道御敕，否决了《清日北京专约》草案，并命令伊藤使团立即回国。

　　　　御敕中还声称“帝国不欲与清国开战，亦非要占据台湾，但渔民被杀于台南，商户受害于台北，帝国尊严一再受辱，而清国政府推脱敷衍，不愿惩办凶顽之地方官员，因此帝国亦不能限制忠勇之义士采取断然举措，以维护国际间公平正义、亚细亚之和平稳定……”

　　　　消息传到了北京，伊藤博文的情绪十分复杂，他本来是奉大久保利通之命来谈和平的，但斯人已逝，国内也已经准备开打了，痛苦、悲愤、焦虑下，只能怏怏回国。

　　　　此时的李鸿章十分为难，日本已经明言不与清国开战，是让“忠勇义士”去“惩办凶顽之地方官员”，定下框架就是日本地方武装（武士集团）对抗清朝地方官员，这是地方自行发生的冲突，日本政府概不负责。

　　　　而西太后巴不得息事宁人，让李鸿章“调和鼎鼐，勿生是非”，显然也是定下了基调，让夏云桐自己“私了”的意思。

　　　　而且夏云桐不听话也让李鸿章极为厌恶，很后悔招其为婿，私心里觉得让日本人教训教训也无不可。

　　　　但台湾毕竟是中国领土，夏云桐还是大清臣子，朝廷总不能不表态，李鸿章只好照会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呼吁克制。

　　　　就在这几天，周懋琦方面似乎也得到了一些消息，或者是得到了一些指示，在4月底封锁了与淡水厅的陆路通道，除了政府公文和外交信函，其余人和物都不得通过，贸易全部暂停。

　　　　海路本已经被日本封锁，现在又无法从陆路通过安平港进行转运，淡水厅真的成了“孤岛”了。

　　　　5月1日，夏云桐知道了这一切，只能下令猫狸山的关卡也加紧盘查。

　　　　此时他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日本要进攻台湾，清廷却有点严守中立的意思，倒很像前世的日俄战争，两国在中国东北大战，清廷却呼吁双方克制，连谴责一下都不敢。

　　　　前世今生，荒唐得很相像，也罢，本来就不指望什么，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5月2日，夏云桐发布公告《告台湾同胞书》。

　　　　“清廷已经抛弃了我们，不要指望懦弱无能的政府，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现在任何口号都是空谈，只有铁和血才能保卫自己，必须考我们的枪炮和生命，保卫我们的土地和家人”。

　　　　他向全体汉民宣布，“自卫反击战”开始了！

　　　　身为陆军元帅的西乡隆盛，迫不及待地要为武士们争取出兵的权力，他完全抛开了番地事务局的限制，为集结在鹿儿岛的武士大军租用轮船，调配物质，甚至想为其补充武器弹药。

　　　　与普通的印象不同，武士集团并非一成不变的死脑筋，只知道使用刀剑，倒幕的萨摩藩西化程度就很高，西乡隆盛更是主张“枪炮为主，刀剑为辅”，因此要加强武士集团的战斗力，获得新式武器是重中之重。

　　　　之前的幕府和诸藩大名，都自制或进口了大量枪支，从老旧的火绳枪到最新式的洋枪，五花八门，总数达数百万之多。

　　　　比如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60多万退役的恩菲尔德枪有五分之一廉价卖给了日本。

　　　　维新之后，日本政府还无法生产先进的制式步。枪，也没钱大规模进口新枪，就从原来的库存里挑选了四种洋枪作为制式武器，分别是英国的恩菲尔德，这是英国1853年的产品，还是前膛装药，各方面性能都较为落后。

　　　　另外还有恩菲尔德的改进型施耐德、法国的夏斯波、德国的德雷瑟。

　　　　日本政府军一部分使用施耐德，一部分使用恩菲尔德。

　　　　至于夏斯波和德雷瑟，是普法战争时期双方的主力枪种，较为先进，但数量有限，只配备给近卫旅团。

　　　　火炮方面主要是法国制造的四斤山炮，戊辰战争时倒幕军和幕府军就是用此炮对轰。

　　　　这是一种轻便的野战炮，全重不过218公斤，可以用马匹快速拖曳，口径86。5mm，射程2500m，是陆军的主力装备。

　　　　普法战争之后，日本政府敏锐意识到德国火炮的优势，特意进口了一批新式的克虏伯70mm和80mm野战炮，专门配给近卫旅团。

　　　　西乡隆盛想把政府军的枪炮调拨给武士军，但这触及到了政府的底线，岩仓具视、大隈重信、三条实美等元老重臣，继承了大久保利通的遗志，坚决反对国家被武士集团掌控，甚至连木户孝允也抱病加入，尤其是得到了陆军卿山县有朋的支持。

　　　　激烈争执之下，最后天皇出面干预，双方才达成妥协：

　　　　武士军团可以获得两万支恩菲尔德枪，还有一批伯克式和布朗贝斯式燧发枪；

　　　　火炮则是少量法国制的四斤山炮，以及一批库存的国产铁炮。

　　　　这些铁炮大都是维新之前，幕府和诸藩自制的前装滑膛式火炮，其威力与射程与进口火炮不可同日而语。

　　　　在具体行动上，西乡隆盛拒绝与陆军合作，只要求海军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