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扳道工-第3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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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牵着皇帝的手，带他来到殿中，早有宫女备好了香茗细点，皇后请皇帝落座，亲手给皇帝沏起茶来。

　　　　“官家访察民情好是好，但外间风吹日晒，亦要多注意休息，莫要过于劳累。”皇后看到皇帝的脸膛比以前稍显黑亮，柔声说道。

　　　　“朕去哪里都是由仙姬以仙法飞空护送，瞬息万里，累倒是不累，虽然晒得黑了些，但身子骨却较以前强健了许多，不妨事。”皇帝笑着说道，“前些日子朕偶读苏轼《黄州寒食帖》，忽然想去他曾经居住之处看一看，孙仙师便安排肖姑娘带朕飞去了黄州，肖姑娘手中亦有一个水晶球，至苏轼曾居之地，便可将其当年之生活图景再现于朕眼前，甚是神奇，朕如此方之其当年之遇，获益良多。”

　　　　“苏轼虽号‘坡仙’，名满天下，然元丰年之前的诗文并不出众，成大器是在元丰年后，不知这当中发生了何等变故。”皇后说道，“官家此次可否看到？”

　　　　“确如皇后所言，若无元丰年之变故，世间便无坡仙。”皇帝想起他看到的一切，不由得感慨不已。

　　　　正如皇帝说的那样，在那之前，苏轼只是个脑子超灵、读书超多、记忆力无比好、情感很杂乱的小伙子，经过这场痛苦过后，他才变成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

　　　　宋熙宁九年的中秋佳节，中国历史上最经典最成功的一首《水调歌头》出世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苏轼正式成为一代词宗大家，地位无法撼动。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地就要有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他一边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儿“左牵黄，右擎苍”，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儿也随手写了些小诗。比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以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的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分，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王安石新法，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对百姓的痛苦是否真是新法造成的，他并不关心（当年苏氏兄弟反对王安石“免役法”，有“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的话，并且宋史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从这话就可见他对百姓的态度）

　　　　由于他不遗余力的坚持，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偕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远的不说，后世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第606章　用心良苦（）　
�1�3　　　　苏轼的回答是，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痛声此起彼伏，仔细听的话，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这之后苏轼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肿、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是托了他一直反对的王安石的福。

　　　　苏轼下狱后，各界名流如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纷纷出手援救。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还有一些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也纷纷向神宗皇帝进言，这些人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象张方平就差点把苏轼给帮死。张方平在给神宗皇帝的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火上浇油，逼着神宗皇帝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皇帝心理的，还是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王安石。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皇帝寄来了一句话，救了苏轼的性命。

　　　　王安石这时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皇帝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之类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