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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英雄-第3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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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传统王朝，一个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王朝的兴衰也主要由两点决定：一是宫廷制度及君主乃至其后代的整体素养，二是财政制度。至于法律？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倡导依法治国也从来没有法治传统的中国，这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是张海想把这个领域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罢了。
新朝曾经承诺“三年免粮”，但这并不包括南直隶与浙江两省的非农业税收，当然也不包括海贸。不过即便如此，按照张海以前的预计：虽然从两京到各地吃了至少五千万两的大户，要供养百万规模的公安军，百万规模的司法系统及其囚徒，还有京师居民的特殊福利待遇，还有体制内各工坊单位的扩充扩编仍然不会很乐观，更别说水利，教育等积极方向的财政投入了。
见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峰似乎有些紧张，张海就想起某些古代影视剧里皇帝大臣国库还有多少两存银，结果如何如何窘迫的传统套路了，于是将语气缓和下来的问道：“出征前的时候我这里就有本帐，知道家底虽厚，但这一年来统治全国各地所需要花费的钱财也多，无所谓，剩多少你就说说看。”
李峰回到：“前年的时候我军治安军不超过三十万的规模，范围仅有南直隶与浙江两省外加运河沿岸附近，虽然作战任务需要极大，但是缴获抄掠也颇多。当地治安军或公安军所需费用通常是从抄掠所得中先分出一部分满足年度的驻军所需费用，其余的用于上缴。前年至今年夏天，我们还丧失了北方的不少地方，虽然在西面和南面有所扩展，但总体上大致维持的公安军数量不超过三十万，近年夏季作战之后全军才展开大规模的全国进军，范围也是进一步集中在南方。在进军中新拿下的地方扩编队伍按照队伍上的原则也是以缴获抄掠为主，其余用于上缴。秋季决战展开后全国性的大进军才得以展开，我们在全国控制的一百几十个府近两千个州县平均算下来是半年前才完成控制的。因为很多地方不是敌人拔过很多毛、我们难以再像以前那样靠缴获抄掠维持公安军建军，就是比较贫困或者敢于敌对我们的大户十分少的地方，因此也就是到了前个季度和上个季度才有了中央支付的需求。百万左右的公安军半年左右的开支大概是银两千万两左右。而自从前年我们在江南稳定下来，除了抄掠多得之外在江南地区收取税赋已有两年的时间了。”
随后，李峰又谈了谈这两年以来岁入方面的事情：“盐税新朝的原则是每斤抽取一钱银，大概为明时的一半左右，不过因为去年以来最大限度的解决了私盐的问题，两淮及沿海等地新朝控制的盐场每年的年入大概就是三百万两左右，同前明时相比并不算差。在海贸税收上，我们虽然同海上的对手们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因为在水上我们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在陆上更不用说。通过对那些海主们的扫荡和清除，这两年的时间以来我们掌握的利润还有所发展，海税每年百万两左右，加上官营名义的贸易获利不逊色于比关税，海面上每年的收入就有二百万两左右的规模。”
“那商业税呢？”这时候个别核心弟子忽然迫不及待的问道。在以往的一些认知和学习的笔记中，不少弟子了解到明朝的商税是个极大的问题。据说两宋在商税方面每年能有一两千万贯或者相当于现在近千万两的。
“总计三百万两上下，同盐税相仿。这并不全是靠行税和住税，其中一半还是我们官营酒业乃至医药领域方面的收入。”
对于李峰的这个回答不少弟子都感觉到有些不解：我新朝开国，并无旧朝代的那些问题，难道一些税也收不上来？
不过对此，张海却并不意外：即便是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增加值总规模也远远没有后世估计的那样庞大。两宋每年一两千万贯的收入不是全靠行税和住税，还有涉足到县甚至乡的酒业转营。不像民国时期那样把一些小农经济成分包括在，只计市镇以上的各种职业化的工商业。传统社会此方面的经济产出往往只有农业口粮产出的一成五左右，多一些的情况也不过两成。新朝对明朝的征服战争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其实也不小，因为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清洗外加庞大军队皇族集团的废除，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少市镇的消费市场。这两年战争以来平均每年的专业工商业军事体制外的总规模能有三千万两或者大概四五千万贯的规模就算不错了。
在人才有限又面临战争，全国的统治基础也没有达到的情况下，仅评南直隶和浙江大概三分之一人口比例左右的核心地带每年能收到三百万两大约四五百万贯的商税实际上很大程度还是考虑通过“没收敌产”带来的官营工商业。
李峰有些无奈的回到：“从前年开始，我们从山东乃至江南甚至广州等地征集了一万名最为优秀的铁匠和冶金工匠还有铜匠，一万两千名最为优秀的织工，还有八千名其他方面和军队有关的工匠，这三万名各行各业的工匠虽然我们在待遇方面给的还算充裕。可他们的产出主要服务于军事方面而不是民用经济领域。对于苏松京杭乃至山东一带的工商业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乃至我们的统治广及全国。商税方面的空间潜力其实是极大的。“
第523章 财政家底（二）（）
“今年大概能收到多少？”
虽然自己也有一本帐，但关于李峰的回答，张海还是询问道。
“今年行税住税还有官营的酒，丝，茶等等大概可以收到五百万两。我们所掌握的工匠在经过这两年的军备生产锻炼后用于经济领域，再按照一扩充为三的原则可扩充为十万人规模左右军民两用产业群。这其中三成用于兵工战备，七成用于民用生产当能有七百万两的产值以及四百万两左右的利润上缴。”
近现代社会下缺乏足够君权地位的官僚组织，国有企业成为统治依靠之一，往往难以有效管理和压缩这当中的中上层人员成本。不过在这个时代，又是拥有独特的君权基础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并不困难了。因此张海不觉得在这个时代让官营单位上缴利润是多么难做到的事情。即便北宋时期也没有面临过经营成本过高需要补贴种种事。
“那官田的收入大致如何？”张海又确认般的询问道。
官田往往并不占土地多大比例，如今的战事虽然结束，但新朝政权在这个方面的行政管理能力虽然比传统王朝强些，但也并没有层次性的优势。
“官田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李峰说到：“我们打下的大户并做为官田的大概十二万顷，还不如明时景王、潞王、福王、桂王、惠王、瑞王、吉王这些皇族封田的规模大。当然，我们并不是直接把那些过去的王庄皇田官田直接换过来做为我们的官田。而是从去年开始，就通过移民迁徙乃至分地等办法，再加上我们在南直隶与浙江打掉的大户。把我们的官田全部集中到了南直隶与浙江核心两省。现在这两省的官田大概占核心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左右。在一千二百万亩相对良好的土地上，我们前年就可按每年每亩七钱银子来收取官租。江南一带的粮价现在普遍稳定下来，而且比其他的地方要贵不少。一两银子不过百余斤稻米的价值，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再加上江浙两地的耕地本来平均产出就高于其他各省，还有官田上的官佃没有民田上那么大的土地分配差异，这完全不成为影响百姓生计的负担。这样：光是官田收入每年就达到了每年八百四十万两的收入”
随后，李峰又谈到了金银铜课的话题：“通货铸造和铸造后的磨制处理领域的优等工匠也过去的两三年间也是兵工体系征集的重点之一，并不局限于铁匠之内。同时，我军这两三年来累计生产的九个陆军炮兵团，六个水上炮兵团外加损毁维修还有大量的超轻臼铳制造一共消耗了四十多万贯的铜料。铜料虽然占用的不算太多，可对于官营钱课的加工方面造成了不少的影响。即便如此，我们这两年平均下来按照三取其一的比例还是每年收取了一百万贯左右的铜课，二十万两左右的银银课。
这么大规模的通货课税就意味着几倍于明朝正常年份的通货生产，不少张海及其弟子之外的人对此都有不少忧虑。不过张海却告诉这些人：在两宋的时候，每年的铜课与金银课就已经接近这个规模了。
朱元障以及中前期的明朝政府为了控制商业流通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为了防止物价涨价长期压制通货生产。张海不是经济科班出身，但也大致了解的到当货币存量的增长超过一个社会工商业经济体总规模的时候，通货膨胀才会明显增加。而在张海看来：明代的工商业规模并没有后世一些人所宣扬的那种程度，至少发展和增长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只要工商业和流通市场的规模在今后迅速恢复和扩大，白银流入和铜课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不那么大。如果恢复发展的好些，货币存量以每年百分之几规模增加的情况下物价反而下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这个硬通货的时代同纸币时代还有很大的区别。
农、盐、海贸，行住税、官营工商业与官田、通货课税这大概就是传统王朝甚至民国时期的近代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张海及弟子们把这几项粗略一算，免除丁银也不收农赋的情况下，还是前年和去年两年战乱的情况下，一年的收入就约有将近一千八百万两。
“也就是说前年和去年不算就地则掠的战争开销，我们在支付了两千万两全国的公安军头半年统治成本的情况下，还净赚了一千六百万两？”有的弟子不由的惊叹道。
“不过这南京城内的教、出版、纸张等产业还有社保福利等方面的开销不少？”也有人说道。
张海给予南京城内及其城外附近涉及的男女老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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