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野性时代-第2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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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下车步行，”宋维扬掏出一张钞票，对小卖部的老板喊道，“抬两件汽水出来，大家都累着了。我请客，每人发两瓶。”

　　　　小卖部老板笑眯眯说：“好嘞！”

　　　　农民们却憨厚笑道：“老板大方，推个车不算什么。”

　　　　“伟国，这个老板是外地人？”洪伟国的四叔问。

　　　　宋维扬掏出一包红塔山，每人都发了一根，笑着说：“我不是啥老板，我就是喜丰公司的市场调查员，跑来农村做商业调查的。对了，喜丰公司的饮料，你们村里没卖吗？”

　　　　小卖部老板接腔道：“别说村里，镇上都只有一两家。喜丰那些冰茶、可乐，一瓶要两块多钱，农民舍不得买，我把货进回来也卖不出去。”

　　　　宋维扬指着那些玻璃瓶汽水问：“这是你们本地产的？”

　　　　“县汽水厂产的，”小卖部老板道，“这种汽水批发价才2毛钱，我拿回来卖2毛5刚好。”

　　　　宋维扬问：“老板，你是从哪年开始做生意的？”

　　　　“这店子开十多年了。”小卖部老板把烟点上。

　　　　“生意怎么样？”宋维扬问。

　　　　小卖部老板说：“以前的货更好卖，但进货不容易。现在进货容易了，但卖不动。就说啤酒汽水，只有栽秧打谷的农忙时候才有人买，平时谁有那个闲钱糟蹋啊。”

　　　　宋维扬问：“以前农民就有钱了？”

　　　　“那是当然，”小卖部老板笑道，“八几年的时候，农民最有钱。一亩地只交50斤谷子就够了，那个时候交公粮积极得很，抢着贡献给国家。交完公粮还剩下不少，可以卖给粮站换钱，这农民手里就有闲钱了。现在一亩地要交几百斤谷子，卖给粮站还不给现钱，只给你打白条，农民上哪儿弄钱去？”

　　　　宋维扬问：“农税这些具体是多少？”

　　　　小卖部老板道：“三提五统多得很，每年还不一样，别说是我，估计镇上的领导都搞不清楚有多少农税。打个比方，以前土里长出100块钱的粮食，有90块钱都是农民的。现在嘛，农民自己能留二三十块钱就该笑醒了。”

　　　　“除了土地呢？”宋维扬问。

　　　　小卖部老板说：“以前养猪是自己的，种树是自己的。现在卖猪要收税，砍树卖也要收税。最气人的是村办企业！”

　　　　宋维扬笑道：“你们村里还有企业啊。”

　　　　小卖部老板说：“十多年前办的，大家都集资，这家10块钱，那家20块钱，有钱的就凑几百块钱。企业是大家的，赚到钱按股分配，过年的时候分钱特别热闹。后来不行了，企业不是大家的，是村里面的，整成了大锅饭，赚到的钱还要被镇上拿去一些。谁干啊？厂子就垮了呗。”

　　　　洪伟国解释说：“村里的厂子我知道，垮掉的真正原因，是产品卖不出去。”

　　　　宋维扬问：“以前产品都卖到什么地方？”

　　　　洪伟国说：“卖到附近的乡镇集市，顾客都是农民。后来农民手里没闲钱，买产品的就少了。”

　　　　宋维扬默然不语，寥寥几句话，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中国乡镇农村的市场崩溃。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之后的十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并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当中，农民收入最接近城里人的时代——空前绝后。

　　　　这十年间，农村、农民和农业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农民粮食充裕，还搞起了无数乡镇和村办企业。而那时国家财政虽不宽裕，但还不断拨款新修水利，并帮助农村建设医保体系和教育体系。

　　　　可到了1987年之后，财政分灶吃饭，事权下放，农村所有事情都由乡镇政府负责，连军烈属的费用，市以上财政都不拨钱了，实际的结果就转移负担给农民。农村包括修路、通电、电话、盖学校都要靠农民集资，而农民出钱之后，这些东西的产权却不是农民的。

　　　　接着又是94年税改，地方政府没钱，搞得市县级别也从农民身上捞钱，农村负担呈几何倍提升。

　　　　农村，农民，似乎一下子被遗忘。

　　　　宋维扬想要搞这个论文的最初目的，是因为喜丰的产品只能卖到县一级，村镇市场的收益几乎为零。他从那些数据中发现，中国农村的经济是崩溃的，而此时有九亿农民，这九亿农民丧失购买力，还谈什么拉动内需？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通过跟小卖部老板的一番交流，宋维扬发现，9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放缓，而是加速了！

　　　　农村改革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只不过农村改革的方向跑反了。

341【粮多钱少】（）　
洪伟国拎着个巨大的旅行袋，翻过山坳，朝下边一指：“前面就是我家了。”

　　　　洪四叔笑着说：“我让你婶子把床铺腾出来，今天晚上凑合着吃，明天赶集再割一斤肉回来。这位老板……”

　　　　“叫我小宋就行。”宋维扬道。

　　　　洪四叔道：“小宋啊，一看你就是城里娃，农村条件差，你别嫌弃了。”

　　　　宋维扬说：“我外婆就是农村的，我也是半个农村人。”

　　　　洪伟国把老娘和弟弟妹妹接进城后，老家的房子就一直空着，暂时借给四叔的儿子儿媳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房子空太久的话，过个一两年就该荒废了，非得有人定期打理不可。

　　　　那是一排砖瓦平房，两间卧室，一间堂屋，一间带猪圈的厨房，其中一个卧室还兼有粮仓。

　　　　院坝围着竹篱笆，养了些鸡鸭，到处拉着稀屎。

　　　　四叔一共有两子一女，都已经成家立业。小女儿才18岁，嫁到了隔壁村，孩子都能满地跑了。

　　　　洪伟国家里的老宅，借给四叔的小儿子一家。

　　　　院坝里六岁多的男娃，就是四叔的孙子，浑身脏得够呛，正一个人趴地上打弹珠。

　　　　“强强，吃糖！”洪伟国掏出一把奶糖。

　　　　男娃立即喜笑颜开，把糖含在嘴里直乐呵，随即又从屋里拿出一把竹剑炫耀：“叔，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

　　　　“做得很好。”洪伟国夸奖道。

　　　　半山腰上有好几户人家，洪伟国提着旅行袋挨家挨户送礼，都是些糖果之类的玩意儿。

　　　　洪四叔把老伴叫来给他们铺床，自己回家杀了只鸡，又从梁上割下一块腊肉，带着小孙子一起去地里摘蔬菜。

　　　　宋维扬跟在他们后边，问道：“强强该读书了吧？”

　　　　“年龄不到，我们这里七岁才能读小学。”洪四叔道。

　　　　“幼儿园呢？”宋维扬说。

　　　　洪四叔道：“以前有幼儿园，现在撤了，只有个学前班。学前班读着没意思，浪费钱，直接读小学最划算。”

　　　　宋维扬道：“家里收成还好吧。”

　　　　洪四叔说：“收成好着呢，连续三年大丰收，可惜粮价打着滚儿的往下掉。”

　　　　“谷贱伤农。”宋维扬说。

　　　　“对，就是那意思。”洪四叔无奈笑道。

　　　　宋维扬问：“听说你有两个儿子？”

　　　　洪四叔笑道：“老大两口子在沿海打工，他们的娃送镇中学住校去了。老二在家里务农，忙都忙不过来，老大和伟国他们家的地都是老二两口子在种。再加上老二自己家的，那就是两口子种10个人的地，种出来的粮食吃都吃不完。”

　　　　“那生活挺宽裕啊。”宋维扬说。

　　　　“比旧社会肯定好得多，不愁吃穿嘛，”洪四叔道，“但粮多有个屁用，根本卖不起价，卖给粮站全是打白条。这化肥农药种子钱，倒是年年看涨，再加上水钱和交公粮，种稻子其实是亏本的。”

　　　　“那还种地？”宋维扬道。

　　　　“不种地吃什么？”洪四叔说，“我们家现在的情况，是粮多得仓都堆满了，三年前的陈谷还剩不少。但就是没钱用，老大两口子没出去打工的时候，连大孙子交学费都要等着卖猪钱。”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农民家里的粮吃不完，又卖不起价，也换不来钱——粮足，钱荒。

　　　　说得更直白一些，这里的农民，穷得只剩下一屋子粮食了。

　　　　他们很富足，就算整天啥事不干，家里的存粮都够吃一两年。

　　　　他们很贫困，油盐酱醋要钱，置办衣被要钱，看病上学要钱，这些钱只能靠卖农副产品换取。甚至电灯都舍不得用太亮的，只敢用15瓦、25瓦的白炽灯，40瓦的实在太费电了。

　　　　宋维扬指着远处的一栋二层楼房，笑道：“那家人挺有钱的啊，房子都得很阔气。”

　　　　洪四叔说：“打工赚的。人家脑瓜子利索，91年就出去打工，现在都当厂里的小组长了，一个月工资六百多，还包吃包住，一年能存三四千呢。”

　　　　宋维扬发现自己算不明白账，一个月六百多的工资，一年怎么能存下来三四千，平时都不花钱的吗？

　　　　宋维扬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

　　　　洪四叔笑着解释：“他一个大男人，又不抽烟喝酒，还能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他老婆也是能人，一个女人种全家四个人的地，还要赡养婆婆照顾孩子，还要养鸡养鸭喂猪，家里的花销还都是他老婆赚的。其实这日子还算可以，只要肯下力气，人家一个女人就能养活大家子。男人打工赚的钱，六七年都够盖楼房了。”

　　　　“那女人忙得过来吗？一个人种四个人的地，还养鸡养鸭喂猪，还照顾婆婆孩子？”宋维扬问。

　　　　洪四叔说：“早上五点多出门种地，七八点钟回来做早饭，把鸡鸭和猪的吃食煮好，再出去种地，中午回来还能顺道割点草喂兔子。下午五六点收工，回来又收拾家里，晚上看会儿电视就睡觉，一天就这样过了。她婆婆也身子硬朗，上午洗衣服，喂鸡喂鸭喂猪，下午到山上捡柴，农忙时候还能帮着做地里的活。”

　　　　“这样劳累，要是生病了呢？”宋维扬问。

　　　　洪四叔笑道：“小病就医，大病等死。”

　　　　宋维扬说：“大病能医好也不医？”

　　　　洪四叔道：“这得看谁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