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第18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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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若官府规定“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不合法，那么会产生漏洞，让小人有机可乘。

　　　　即同居共财之家有奸滑子孙巧言令色鼓动父祖分产，挥霍一空后，等双亲故去，便可搬出“别籍异财乃非法行为”的说辞耍赖。

　　　　以此来证明先前的分产违法，家产需要重新分配，进而侵占兄弟财产。

　　　　其三，若不明确大家庭中的个人财产（私产）归属，若立法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一旦某个同居共财之家的成员从事工商业，创办商社、工场，入股公司，其名下产业、股份，是否可视为大家庭的共有财产？

　　　　这样公平么？

　　　　自己独自在外闯荡、创业，创下来的产业让父祖沾光倒也在理，然而兄弟、侄儿们也能人人有份，这叫公平？

　　　　还有，若那人欠下债务，是否可视作大家庭的共同债务？

　　　　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理论上是为了确保家庭的孝悌，然而，当工商业大兴已成趋势之后，反倒会有让父祖被不肖子孙拖累、无故欠下巨额债务的风险产生。

　　　　这种家庭债，很难扯得清，那么，难道就可以“有财是大家庭的，有债是你一个人的”？

　　　　基于现实，《民律》不但不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还要求家庭积极分家、明确个人财产所有权，以此规避各种债务风险。

　　　　这让许多有识之士难以接受，孔颖达自己的立场也倾向于反对。

　　　　在他看来，同居共财好处多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确保孝、悌，这才是人伦纲常。

　　　　而朝廷现在推动分家，宛若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时推行的“异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析产。

　　　　秦国统一天下，虽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此法亦为汉初天下通行。

　　　　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开始介入立法，渐渐将儒家观点融入到律法之中，到了曹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

　　　　于是，同居共财成为主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多，大家族聚族而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孔颖达不认为这样的状况有何不对，大家族的存在，让族人们有了庇护之地，宗亲之间相互帮助，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延续祖宗香火。

　　　　他认为，允许“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是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挑战，哪怕事实确实需要，有识之士们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退让。

　　　　均其贫富，养其孝悌，这才是儒家主张的家庭伦理，朝廷强制析户，不利于家庭中老人的赡养，不利于“孝”。

　　　　还有，“别籍异财”的小家庭各营其私，易使兄弟之间亲情冷淡，互不救济，不利于“悌”。

　　　　孔颖达所看报纸上的文章，作者就重点阐述了这两个观点，他对作者的观点是心有戚戚焉。

　　　　而且，孔颖达认为，《民律》中的这几个条款，并不只是单纯的“异子之科”与“同居共财”的对立，其立法动机有些“不良”。

　　　　因为他大概能猜出天子想干什么，然而这是阳谋，谁也没法说什么。

　　　　现在看起来，是为了应对工商业大发展而做出的调整，然而，当这种条款获得通过，意味着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

　　　　孔颖达觉得这样的口子不能开，开了，将来恐怕会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祸。

　　　　但是，面对这种阳谋，面对现实的立法需求，反对者们也只能想办法“摆事实、讲道理”。

　　　　他认为，实在不行，都得想个妥协的办法，好歹不要输得那么惨。

第六百二十五章　诸子均分（）　
夜，私第，房玄龄在书房写信，向远在家乡养病的父亲房彦谦问安，并简要说明自己在长安的生活，一切安好，请父亲不要担心。

　　　　房彦谦年逾七旬，前两年大病一场，侥幸捡回一条命，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于是告老还乡，在家乡颐养天年。

　　　　房玄龄让妻子在家乡照顾父亲，自己在长安为官，作为东宫佐官忙碌着，时不时和父亲通信。

　　　　如今有了电报，以房家的收入完全发得起电报，但房彦谦坚持书信往来，一来是能省则省，二来邮政也方便，写信能写许多内容，不似那电报，寥寥十余字，千言万语根本就表达不出来。

　　　　房玄龄写完信，小心装进信封，又仔细写好收信地址，将信件放好，待明日让仆人去邮局寄信。

　　　　喝了杯茶提神，他拿起放在案头上的厚厚资料，翻看起来。

　　　　朝廷要修订《大周律》，涉及诸多分篇和条款的修订，其中，对析产进行了详细规定（拟定），房玄龄此时就在研究相关条款，看看要如何向太子提建议。

　　　　析产，可以分为“析分”和“继承”，自古以来，各朝代律令都有相关规定。

　　　　析分，指的是父母在世时，儿子们结婚分家、另立门户，是为析分或生分；继承，是指父母年老或者去世后，儿子们分割家产。

　　　　继承，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家产传承，析分是兄弟们之间的家产分配。

　　　　分家析产表面上看，是儿子的家和父亲的家分离，实际上是兄弟们共同传承了父亲的家。

　　　　继承又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身份继承指的是爵位、名誉等，自然是嫡长子来继承，其他人没份。

　　　　而析分，并不是一次性析分，为多次析分：

　　　　一户平民五口之家，一般只有二男，也就是父亲和成丁未婚的儿子，大郎成婚后一般就分家出去，于是父亲和长大的二郎（次男）构成新的“二男”。

　　　　如此循环，直到所有儿子都分家，父亲也老了，这连续几次的分家，就是多次析分，等到父亲去世，诸子分割财产，是为继承，而一般情况下，都是诸子均分。

　　　　所谓“诸子均分”，指的是儿子们均分家产，这里所说的“诸子”，指的是妻生子、妾生子、婢生子，至于奸生子，要么没分，要么分财产时，所获份额为妻室所生子的一半。

　　　　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不同。

　　　　自魏晋以来，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五世通财”、“七世通财”甚至“累世通财”的大族，至于世家、士族也多是如此。

　　　　因为儒家伦理观点认为，父祖在时，子孙别籍异财就是大不孝，还会造成兄弟间不悌，所以极力主张同居共财，那么自古以来就有的家产析分，基本上在这些大族身上是不起效果的。

　　　　与此同时，嫡庶有别，庶出子虽然是父亲的儿子，但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形同仆人。

　　　　父亲在世时，庶出子未必得看重，析产更不用想，等父亲去世，嫡母、嫡子把持家产，庶出子哪能分到什么。

　　　　嫡庶有别，使得嫡庶兄弟之间的关系很差，庶出兄弟在嫡出兄弟面前，连仆人都不如。

　　　　更别说同居共财的存在，使得族产控制在主支、嫡系手上，庶子们想要沾光都艰难，跟别想对家产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

　　　　所以历朝历代律法中，即便对于家产继承规定了“诸子均分”，根本就是具文（空文），在大族那里行不通。

　　　　当然，嫡庶有别的情况在各地多有不同，在江左，不怎么讲究嫡庶之别（相对），但在河北，庶出子甚至都没资格入族籍，想要“诸子均分家产”根本就是笑谈。

　　　　因此，法理和现实存在很大差异，律法规定的家产继承、诸子均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

　　　　但是，即将修订的《明德律》，却要做到。

　　　　《明德律》分篇《民律》，对于户籍和继承及析产有规定（拟定），首先是主张“别籍异财”，也就是要求父祖在世时，子孙成婚或成年，就得另立门户、析分家产。

　　　　严格执行一户五口的户籍政策，而条款中的“子孙”，自然是不分嫡庶的。

　　　　父亲再讨厌那儿子，也得析分一定财产相助成家，其额度，按父亲名下家产至少十分之一给（拟定）。

　　　　第二个儿子成婚分家，父亲又要将此时名下家产十分之一给儿子。

　　　　若父母去世，诸子分家产，不分嫡庶，均分，即诸子均分。

　　　　当然，这种均分并不是简单地将家产平均分成若干份，要考虑一些因素。

　　　　譬如《民律》拟规定嫡长子、嫡长孙不得和父祖分籍，以便赡养老人，所以在继承家产时，嫡长子（嫡长孙）应该多得一些，作为赡养父母的补偿。

　　　　还有，均分家产时，未成年的幼子要多分些（相对），以便成婚所需。

　　　　这样的规定，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具备处罚能力的律法：谁敢违反析分、继承时诸子均分家产的律法，处流刑，依据情节轻重，到不同距离的流刑地待上若干年。

　　　　最远可到万里之外的澳州。

　　　　房玄龄知道，若是《民律》里的“别籍异财”、“诸子均分”都一一落实并严格执行，一场浩劫就要降临了。

　　　　别处不说，河北多有同居共财的大族，旁支众多，一旦朝廷强力推行新律，必然导致这些大族包括许多士族元气大伤。

　　　　道理很简单，人性自私，大家族的旁支、庶出子弟，巴不得分家分产。

　　　　自明德元年以来，河北粮价、布价持续走低，许多大族赖以为生的庄园已经渐渐捉襟见肘，收入锐减，勉强维持，这导致族产明显缩水，也让族人心生怨言。

　　　　有人自己出去谋生，到永济渠、黄河沿岸商埠、城池务工、做买卖，反倒比留在家乡过得好，于是有更多人效仿。

　　　　他们自己创下的私产，是不愿意归为族产的，若自己本人有个万一，家产想要留给妻儿，而不是被族长接管，所以有强烈的“别籍异财”需求。

　　　　现实如此，导致同居共财大家族的处境颇为微妙，若此时朝廷真的推行新律，这些家族的旁支、庶出子弟，必然如同饿狼扑羊，将祖祖辈辈积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