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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1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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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也是借贷生息剥削手段之一种，官方退出民生保障，保险便无孔不入。抑制利息剥削，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由官方接过教育、医疗、灾祸等等的保障。你觉得保险来代替官方做这种事，自己没有受到剥削，那只能是剥削被转移到了别人身上去。无所不在的保险，无孔不入的借贷，这就是农业社会高利贷的变种，只是被教训学会调和了而已。官方从民生领域退却，交给商业保险，就是在加重对底层的剥削。反过来，官方积极地开办学校，建立医院，救助天灾人祸，鼓励各种自助，就是在缓和剥削的烈度。
借贷手段产生的剥削，程度还要深于地租。哪怕是按照历史上青苗贷稳定下来的名义上的年利四成，也比地租从整个收成中分走的多，然而实际利率还要高于此数。
采取抑的办法，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找到很多。他肯定不是徐平这一套的意识形态，但对待剥削的态度上，却有共通之处。
赵祯沉吟一会，道：“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贷取息害农之理甚明，只是谷价涨跌、耕牛犁铧价格不常，为何也是借贷取息之害一种呢？”
徐平捧笏：“臣试言之。以谷价来论，若遇丰年，家家有余粮，皆遇卖余粮而换些心仪之物。此时价必跌，而势力人家有这心仪之物，多收粮谷。若是平年，一家有难，有借贷渡过难关，势力人家若取高息，转到其他一样的贫苦人家，一家一家都凑一点，难关也就过去了。而到灾年，天下乏粮，唯有势力人家有余粮，必取高价。若去贷谷，平年秋后只加两成三成息，在灾年则动辄翻倍，甚或更多。天下通行用钱，不必再去势力人家借贷渡荒，改到市面籴买，谷价腾贵。此时谷价之贵，便是灾民贷息变高之另一种，从借与贷翻到了市面上来而已。翻到了市面上，把小民之间互帮互助，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路也压窄了，就连稍富之百姓，在此时亦如势力人家，用此市价而收租息。此时的谷价，已经不是通有无的商人之价了。其余类之。”
简单地说，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中国自古有之，即常平，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
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或者说投机倒把，为历朝所打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通有无，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超出商业行为，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而不在商业行为中。法家所谓的抑商，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而反对抑商的人，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各置一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当朝理政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应该是限制的。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都有劝和抑的一面。
第14章 治术（五）（）
从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有一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学。很快研究者就发现，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每一个枝节，每一个点，都是政治的延伸，故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再是千变万化，实际上还是政治，讲的是怎么生产，怎么进行剥削。有讲如何促进生产的一面，这是经济学的积极意义，包含在其中怎么剥削，则是政权需要真正去关心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生产固然重要，抑制剥削烈度对于政权更是生死攸关。
经济学的每一个环节，执政者都应该扒出来看清楚，哪里是在讲生产，而哪里是在讲剥削，又有哪些与这两者无关。抑制剥削烈度不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再分配是在剥削发生之后的事情，混淆两者，是在掩饰剥削。掩盖是没有用的，穷人就是越来越艰难，终究会生大乱。要调和社会矛盾，更好地前行发展，剥削烈度是必须被控制的。经济学在讲生产的时候有一的定独立性，讲分配则全是政治，故缓和剥削烈度，只能并且必须使用政治手段。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经济，经济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让政治远离经济，是剥削阶级对政权驯服的表现，离得越远，政权的独立人格越弱。
剥削为什么一定要控制？因为剥削之开始，是在夺取剩余之物上，与生存和生产无关的那些产物。而随着剥削，社会财富向剥削者集中，势力越来越强，烈度越来越高，最终会延伸到生存和生产物资。由此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底层难以生存，整个社会难以为系。
不要以为剥削者不劳而获聚集财富之后会用手中的钱去发展生产，那种是异数，而不是常态。如以农业为根基的王朝晚期，不能缓和阶级矛盾，出现的不是大地主积极用聚集的财富去发展生产，而是借着各种天灾人祸变本加励地去放高利贷。高利贷不满足，再向着直接夺走被剥削者一切，包括你的身体、生命、家庭甚至子孙后代、道德荣辱的奴隶制转化。资产阶级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一样会向着高利贷、奴隶制退回去。
财富的聚集不能自发地去发展生产，需要引导，这就是政权的责任了。变法，从根本上就是缓和矛盾，同时发展生产，破除面临到的这一个瓶颈。
徐平所说不是离经叛道，实际上一两千年来，面临社会矛盾激烈时，政权为了自救所采取的手段都是抑兼并、均贫富。历史书上说这是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只能够采取妥协的办法来苟延残喘，但徐平两世为人，实在没有见过彻底解决成功的例子。他只见过这样成功和失败的例子，而没有见过不这样做成功的例子。
与以前不同的是，徐平摆明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剩余之物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生产与剥削一起相互作用出现了矛盾。剥削换一种说法，说不劳而获，这个年代的人就清楚了。当然，剥削者会说，我操纵价格，放高利贷收租收息，有时还要图谋别人家里的女儿小娘子，一样是劳心劳力。必须讲清楚，劳动指的是生产劳动，不是费了脑出了力都是劳动。球员参加比赛为观众提供了娱乐是劳动，你自己去打球玩，锻炼身体，就不是劳动。劳动不是看你出了多少力，费了多少心思，而是看你直接或者间接生产了什么。
对于均贫富、抑兼并赵祯并不陌生，但把这些深入到意识形态，从感性变成理性，一时还不能够融会贯通。只能让吴育一一先记录下来，只怕接下来的日子，会有一场涉及到众多官员的大争论。争论是好事，思想统一了，才好做大事。
吴育记录完毕，徐平捧笏：“臣之三策，第一策是抑，第二策是夺。”
赵祯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犀利起来，身子猛地绷直，面容严肃，看着徐平。
官不与民争利，徐平这一个夺字出口，天章阁里的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徐平神色不变，捧笏道：“所谓夺，是要把天下的剩余之物，从势力人家的手里夺过来。夺不是去抢势力人家的东西，也不是去抢他们的钱财，甚至朝廷做得好了，最后他们也能够得利。夺，就是在力耕之家产出的剩余之物中，朝廷多拿一些，势力人家少拿一些。”
见赵祯还是神色严肃，徐平接着道：“迂阔之人，在讲天下兼并过烈，小民难以存活的时候，总是说天下道德不修，坏人过多，以致如此。臣以为不然。天下之事，岂能归于人心好坏？归于人心好坏，则天下一切乱政，都只要朝廷修道德，行教化。数千年来，可有真地凭教化而解天下危机存亡的？有不劳而获、少取多予者，天下难为就不可免。真正不劳而获的坏人，就为寇盗，绳之以法可也。尚有依朝廷法度，不劳而获者，如兼并收租放贷收息之类。纵然如此做的是大善人，收租取息也同样是天下之财聚于其手中，一日甚于一日。土地产出仍是那么多，而地租不减，放贷之利息越来越高，高出来的利息从哪里来？还是从力耕小民的身上来。最早雇人耕种收地租，放贷取利息，无非是与朝廷分小民的剩余之物。等到地租越收越多，利息越来越高，取的就不只是剩余之物，而是小民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取小民的生存之物，则难以存活，流离失所，冻饿而死是也。取小民的生产之物，则田土不耕，遍地荒芜是也。故与势力之家夺天下剩余之物，不是抢其财产，而是要给小民以存活，耕田土而治生产也。臣所谓夺，是天下剩余之物要到朝廷手中。”
听到这里，赵祯的脸色才缓和下来。徐平说的夺，其实宋朝一直在做，乡间的五等户制即是，城厢除分户等制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官营，然后令人指射，官府从中分工商业的利润。这些手段，都是在从势力之家手中夺取社会生产的剩余。
农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地租和利息到了剥削者手中，工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者加上金融手段集中到剥削者手中，哪怕地主和资本家各个都是大善人，这种趋势也不会逆转。终有一天，剥削者侵占的就不再是剩余，而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整个社会的危机必然会产生。更不要说，从剥削者中找善人实在不容易，要让他们变成善人就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把剥削认为是天经地义，被剥削者做牛做马，不但不会让剥削者知足，反而会变本加厉。把社会分阶层，把人分等，只是温和手段，最后终将会退化到奴隶社会，从占有被剥削者的财产，到完全占有被剥削者的人，他们的一切。危机一旦到了剥削者开始向生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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