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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第3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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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我信”何峰笑了。
在何峰视察钢铁和机床工业的同时，秦时竹也在关注着北疆的农业发展。随着东三省垦荒政策地大力推行和农业税减免，东北农业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农”经营的兴盛。所谓“大农”，就是因其经营规模较大，被时人称之为“大农”。
对“大农”经济的蓬勃发展，秦时竹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在他看来，这是东北农业生产商品化的标志，体现了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得到进一步地发展、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后果，也是东北农业经济自发地由封建式的自给自足式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为市场而生产经济转变的关键过程。虽然利好政策实施还不到一年，但在农场经营方式的样板下，这种“大农”经营方式在农业中越来越较普遍，尤其是在北部和西部新垦区的田庄，不少人的田地达百余垧。
新垦区“大农”经营之所以兴盛，主要因素有好几个：一是北满土地开发过程中，耕地集中十分突出，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是那些地主出钱将大批放垦荒地买下，然后雇人开垦），这是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前提；二是由于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引进（如拖拉机、收割机的应用），大量流民地涌入，也使大型经营具备了可能性；三是因为当地寒冷地自然条件，又使外延性扩大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积累的必要手段。正因为如此，铁岭以北地区才不乏有耕田千亩左右地大农户，内蒙东部甚至有经营土地超过15万亩的大农场，赤峰一带大农也往往有可耕田百垧。根据北疆农林委员会对吉、黑两省52个县的调查，经营地主及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14。3％，而其经营的土地占总耕地的52％，说明了土地集约进一步加大。
这种经营方式是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表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和很大程度上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因素有了明显增长，东北的农业已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这是让秦时竹最感到兴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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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大农兴盛（）
第115章大农兴盛
伴随着“大农”经营的兴盛，经营地主和富农都使用—定数量的雇工，雇工阶层也随之壮大。“大农”经营的兴盛带来了庞大的雇农群，雇工阶层迅速壮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都出现了。在秦时竹看来，两极对立并不可怕，只要协调好照样可以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首先是要把蛋糕做大，其次才是考虑如何分配。由于农垦公司的榜样力量，公司制是“大农”的一个重要经营方式，许多经营地主和富农兴建了许多农垦公司，采用雇工劳动。
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的火犁、东井、智远、近思、等几家农垦公司就有雇工9000余人，这些雇工基本上是从山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迁移来的贫苦农民，黑龙江的三大农垦公司也都不同程度地雇佣农场工人。虽然这种早期的“公司制”都是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地主、富农捣鼓出来的，简陋的令人发笑，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各省农林厅予以了广泛的扶持，不仅下发了相对正规的契约、公司制度文本，还发放了不少如何经营、管理的小册子，深得他们的欢迎。
当然，在公司制以外也有沿用传统雇佣方式进行经营的，这种模式可谓旧瓶装新酒，形式没变，内涵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以辽宁居多，对辽宁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多次调查显示，经营土地几十垧的农户，均雇有一定数量地劳动力。雇工户约占经营农户的40％以上，其余为自耕农。
造成东北地区雇工阶层队伍壮大的原因相对要复杂一些：一是由于耕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使许多农民因种种原因逐渐丧失了土地，一部分成为佃农，一部分则被靠出卖劳动力而成为农业工人，以此弥补生活费；二是由于大农经营成本的降低，使得小自耕农生产成为相对不经济的经营方式。特别是铁路沿线地区，粮价较低。很多人的粮食生产成本还高于粮价，他们只能明智地选择卖掉土地，用自己地一技之长成为雇佣工人。这其中也有极个别自耕农自发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较大的“生产组”，但由于农民眼光地局限和操作的繁琐，这种经营方式很容易出问题；三是由于垦荒政策，许多华北移民闯东北。尤其是来到黑龙江省后，便很快成为垦殖公司的雇佣对象，由于政策和历史原因，东北“大农”的剥削程度与关内相比要轻，多数普通农工的年工资在85元，熟练农工年工资平均为100—125元。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许多农工便不会因为无法维持生计而另逃到别处去，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地建立和相对稳定。
但这种雇佣关系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呢？中国不是没有雇佣。但往往有超经济的强制，秦时竹很不放心，生怕穿新鞋走老路。经过仔细研究，他得出了一个比较鼓舞人心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此时的雇工，与以往雇工已有很大不同，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公司制以外的“大农”经营。雇工们与雇主之问的关系基本建立在法权平等的基础上，雇主与雇工都要履行契约所规定地义务，而这种契约都是标准格式，要报县农林局备案和签章的。
根据契约期的长短，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长工即年工，短工即日工。这种契约期的长短，从作为农业工人的历史形成、身份解放和劳动力的流动等方面看，都具有重要地意义，体现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年工以年为单位，根据契约都受雇于雇主。出劳力耕作。领取工资，逐渐成为离开土地的农业工人。日工是按一天或几天的契约雇佣（主要是农忙时节）。受雇期间雇主供饭，但多数通勤，有自由时间，过独立的生活，工钱一般以现金支付。所以日工是比年工更完备的雇工形态，是在农业经营、价值实现和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大人身自由和独立性的农业工人，完全具有独立性、自由性和流动性这一近代形态。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雇主出资（土地、劳动工具、住所等生产资料和工资），雇工出力，按日、月或年计值，生产主要是为销售，以获得利润为目的。雇工在本质上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雇农，而是在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单纯靠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以过活，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农业雇佣工人地特征。而且，这种雇佣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地，有相对公平的格式条款，任何人单方面违反，都要受到制裁。特别是稍微处于强势地位地雇主，不得不收敛他们本来惯用的一套。
雇农群的形成、雇工队伍的壮大标志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大农”经营已具备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公司的特点。“大农”经营的兴盛和雇工阶层的壮大突出地反映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进程。这种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双重意义。
按照秦时竹的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不错的，在整体上也符合实际情况，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发展独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来源。恰恰相反，中国在辛亥**后其实已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但被军阀混战给破坏了，后来又遭遇了日本侵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犹如春天的小苗，还没有长大成熟，就被无情的风雨扫落在地，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现在既然建立了北疆体制，就要在政治上予以最大可能的保护。
在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也遭遇了严重阻碍，一方面是本国官僚体制的横征暴敛和厘金关卡地窒息。另一方面是来自外国廉价产品的冲击。事实证明，在中国政局比较稳定的一战期间，加上没有外国产品的竞争，中国民族企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现在北疆方面要做的，就是努力要尽力消除这两方面的影响。
在北疆财政委员会地协调下，各省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减税，虽然财政依旧有赤字。但北疆宁愿借债也不增加税收。对于厘金税卡，也大力予以撤除。减少商品的流通成本，努力增强企业地竞争力在外国产品的冲击问题上，北疆政府现在没有好的办法，毕竟关税主权甚至一部分行政主权都掌握在列强手上，只能寄希望于民族产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北方实业是贯穿这一经济方针的典型代表，在大量资本和先进科技的武装下，北方实业发展成为中国实业的巨头。称总资本量超过2亿元，如果当时有世界五百强评比地活动，北方实业必然是前50名的企业。在北疆实业的经营理念上，也贯彻了秦时竹和夏海燕提出的“进口替代”方针，秦时竹是着眼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以便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策略，夏海燕的着眼点则是发挥规模优势和垄断优势，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
庆典结束后。周羽有军事任务在身，迅速地返回了吉林，而夏海燕则留下来和秦时竹探讨经济方针。按照穿越组地分工，夏海燕主管经济方面，特别是宏观经济。
早在义军时期，夏海燕就负责管理账目和财政支出。是内当家，辽阳实业成立后，就负责战略管理。只是后来由于周羽去了吉林，她也随之而去，这项工作转移给了沈蓉。夏海燕的管理方针，是开拓性的，比较激进，敢于冒风险，开滦、开平的合并就是她的杰作。沈蓉的管理相对比较保守，属于守成性质。但两者所处地历史阶段极为不同。1911以后，北方实业已进入了快速膨胀时期。再采取激进的方针，稳定性太差。沈蓉的守成，可以保证秦时竹在需要花钱的时候有钱花（秦时竹平时可是专门开支票，花钱如流水，完全不考虑账目平衡）。
现在夏海燕负责对整个北疆地区的宏观经济进行考察。秦时竹有时候和她开玩笑，说她掌握了话语和政策霸权——一方面指的是她掌握了经济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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