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第4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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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五党商定1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16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吴景濂由于主持临时参议院的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反国民党”阵线的联合，当仁不让，以高票当选。次日，作为交换，在众议院选举议长时，人民党全体支持民主党汤化龙，由于事先协调得力，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作为政策协调的代价，支持此二人当选的国民党稳健派获得了两院的副议长位子，大敌当前，国民党内部地稳健派却和激进派吵得很凶，在外人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于国民党与反国民党阵线的矛盾，或者确切地说，所谓“反国民党阵线”其实是反国民党激进派阵线。

　　　　当然，不能因为国会里存在着种种政客的交易就抹杀国会的积极意义。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地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主体是旧时代的精英分子，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总体上偏向保守。

　　　　从阶级立场上划分，大体说来稳健派（中间派）的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人民党地中间道路甚合他们地胃口。人民日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盼以渴望太平之隆盛，—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安，较前次**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之余地可知也”这就反映了主流舆论的态度，宋案是要追究地，但借机搞二次**，用武力对付就是不应该了。

　　　　与人民党的合作以及秦时竹的保证，提高了梁启超的地位，也大大加速了进步党的成立，决定在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后，由梁启超担任实际领袖，虽然合并过程一直不顺利，各党为自己的利益争执不下，但当时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是不会长久的。

　　　　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而三党急于与袁撇清关系的态度也更加明朗。梁启超抓住有利时机，借商议议长席位时，与各方反复磋商，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追求合并成功。20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并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2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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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局势恶化（）　
第186章局势恶化

　　　　当军事准备不力，国会孤立无援时，国民党方面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特别是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使得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5月的政治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各界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岑春煊也正愁找不到攻击袁世凯的路子（两人一贯不和），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

　　　　一贯以老好人自居的黎元洪，也致电黄兴和湘、粤、赣、皖四督，但他的立场是偏向袁世凯的，他竭力为后者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裁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貌似忠厚，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分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黎菩萨的心理战也不可小视，他用保守既得利益地思来打消**党人的战斗意志。#8226；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通电各方呼吁和平，要求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平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钺。以谢天下。”（这烟幕弹放得太有水平了，若两者皆有呢？）。

　　　　浙督朱瑞也起来积极充当调解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闽、桂各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厉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由于朱瑞捧袁的作法太露骨，不象调停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5月底才由浙、滇、闽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和国民党尚未做好应战准备的严酷事实，谭人风为避免国民党势力遭到摧残，加紧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调解人分成二路，一路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二人前往，一路争取袁世凯，由他和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但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自然不愿再同**党人讲调和。由于他的首要目标是江西，故而迷惑地越久越有利。早在谭人凤调停之前，李纯的第六师已经部署到位，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其它战略要地，在兴国、新春一线对李烈钧部形成压力。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

　　　　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企图兵不血刃拿下**西。黎元洪甘当袁世凯地马前卒，屡次托人劝李“待身引退，举贤自代”，但李不为所动，断然表示拒绝。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率军撤防。并暗示可荐其代李出任赣督。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见效，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在这样的****下，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并撤退前沿防兵。

　　　　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党人土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离。”在袁世凯的命令下，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京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京陈述政见，黎元洪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低方案：“（一）公开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派员接任。”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烈钧喉咙的调和办法，他当然不能接受，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地最后通牒。

　　　　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早在此前，袁世凯已在中南海海宴堂召开第三次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组成“战时内阁”，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

　　　　此时，拥有兵权的**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甚至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亦不听。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选罢出师之议。

　　　　整个1913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在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的气氛中度过的。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独立，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兵、饷、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

　　　　广东力量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地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地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的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5月30日，在拖延许久的情况下，上海审判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地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并强烈要求上海厅强行拘传赵、程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审判庭成员末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审资格。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方审判厅未经审案，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地黄复生（谋杀良弼也与此人有关）、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地追踪下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傲出面，编造假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

　　　　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三日后在北京住处被捕。但他作为为议员，搜查他的住宅又末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6月4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新改组的司法机关当即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