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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第6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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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军改制后，虽然强调要向德国学习，也仿效德国模式建立了参谋制度、军事合议制度等，但由于袁世凯等人的操纵和蕴藏的野心，通常都把军队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选拔参谋、下属的首要条件是看此人忠诚于长官个人否。至于能力则是第二位地，参谋体系只有在主将认可的范围内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体制下，参谋制度往往名存实亡，无法形成其应有地保障力。更何况，在视军权为个人财产和立身安命所在的体制中，如果让某人出任参谋，往往意味着对其兵权的剥夺，这是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军人所无法容忍的。
于是。出任参谋的人要么是上级派遣下来监视、防范下级的监军性人员，要么是被同僚、上级所排斥地边缘性人员，要么干脆就是上级已准备予以提拔、任用的贵胄子弟，是来走个过场，前来镀金的临时性人员。第一种参谋人员与主官之间猜疑心极重，相互间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背地里的小动作却可能弄个不停；第二种参谋人员与主官之间无共同语言，几乎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相互间除了冷嘲热讽和看热闹不会有其他；第三种参谋人员则是参而不谋，光顾着与主官进行个人关系维护了，参谋希望主官能提供一些镀金的方便，以便为将来升迁谋求资本，主官则希望借助参谋手眼通天的本事为自己在上司前美言几句，相互间只有彼此利用、彼此吹捧的关系而无忠心公事地做派。而且。在新军中，参谋官一般要比主官低两个级别的军衔，无论个人地位还是职位都与主官相差甚多，在遇有分歧的时候很难据理力争。
在辛亥战事趋于平定特别是秦时竹出任北疆巡阅使后，北疆系国防军的参谋制度就开始完整地建立和完善起来。熟谙后世军事体系的秦时竹虽然不可能在部队中设立政委角色，但提高、突出助手军官的作用却下了很大地功夫。国防军核心领导班子认为，要杜绝军阀现象、铲除军权为私人所有的弊端，必须贯彻四个务必：第一个是务必使部队后勤独立，使部队成为单纯的作战队伍而毋须为供应补给操心，更不给主官插手民政、干预地方事务的权限；第二个务必是指部队主要军官保持一致性、独立性和流动性。所谓一致性是指所有军官要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在紧急状态下无条件服从部队长官或高军衔长官的命令，所谓独立性是指主官不能拥有任免本级助手的权力。比如师长不能任免副师长、参谋长等同级助手军官的权力，以此来保证领导团体之间在一致性基础上的相对独立和互相制约，所谓流动性则是强调军官在军队系统内的自由和有序流动，以此来打断一切小团体构建或私兵团体构建过程，只要保证士兵流动与军官流动不相互伴随就形不成兵为将有的军阀割据。
第三个务必是指务必使部队编成保持高度地可控性。国防军最为突出地一条纪律就是部队不能自行补充军械和人员，任何部队如果军械出现损坏和缺失，必须通过总装备部系统进行调补，哪怕在战场上就地缴获物资也不得擅自补充（当然，事急从权，可能有多少急事呢？），除了军械，人员更不能擅自补充，必须如实将人员缺口报与总参谋部，由后者从后备师中抽调已接受过基础训练的新兵进行补充，同时必须按照地域进行搭配，防止一个师出现全是湖南兵或者山西兵地状况，而且一般也不允许补充驻地籍士兵（如某师规定驻地为浙江，如果老兵退役后要补充新兵，一般不允许补充浙江籍士兵），对军械和人员的严格控制是对付军阀化的有效法宝。
第四个务必则是务必使军官体系职能划分保持合理性与科学性，科学与社会愈进步则军队所面临的课题也日益繁多，部队内部设立的机构也日益繁多，如果将各种职权都压在主官身上，一方面冲淡了他指挥打仗、训练筹划的中心主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个人的高度集权，为了减轻主官的负担也为了削弱其附属权力，很有必要加以分权和限制。随着国防军四总部的建立，整个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开始完备起来，总参谋部负责军令，总政治部负责军法、军学与军政（人事），总后勤部负责部队军需和军衡（薪酬），总装备部负责军械，这四条线从上往下就形成了四个分子系统，在部队中必然也要有所反映，每个功能模块的领导不仅要对本级主官负责，也要对其上级对口模块领导负责，在这种术业有专攻的氛围中，部队主官更多地是作为协调者和统筹者发挥其价值，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冲淡了作战、训练指挥这个中心。比如国防军将士兵的文化基础补课和扫盲列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但如果部队主官将主要精力用来抓此事，不管成绩如何，起码不是一个合格的主官，他最应该做的，就是在本部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之间进行协调，有效安排好训练和文化补习的时间和结构安排，至于如何开展，采用何种步骤和方式进行的主要执行者是政治部主任及其下属。
当然，各个助手机关虽然在职权划分上是相对独立的，在领导军衔上也基本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区别。以四总部为例，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总是相对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要重要一些，军衔条例也规定，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由上将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和总装备部部长由上将或中将担任，就像内阁各部总长虽然级别一样、职级相等，但鉴于各部门的情况不一样，财政部、外交部总是相对农林部、教育部要重要一些，都是可以让人理解的。在军队体系中，这条规定则更为明确——在紧急状态下如果主官出缺或者不能指挥，由副主官接替其职务，然后依次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主任、装备部主任进行接替。
在国防军四总部建设过程中，秦时竹对总参谋长的任命曾经出现过犹豫，从资历来说，号称关外三杰之一的张绍曾比蒋方震更为资深，从能力和对战略大局的把握上来说，是蒋方震更为出色一些。考虑到蒋方震无论对于总参谋长还是总政治部主任都是合适人选，而张绍曾相对只适合总参谋部时，才做出了如此安排。不过总政治部并没有因为位置的不同而削弱对国防军参谋制度建设的贡献，蒋方震不仅将其在德国留学的经验和对德军总参谋部的认识都通过培训传授了下去，而且还手把手地培养了几个优秀骨干，虽然离脱胎换骨的要求还有些距离，但毕竟已比新军时代大大加强了。至于德国教官团的教导则更离不开总政治部的参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荫昌中将发挥了他留德多年的优势，将一切安排地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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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凿穿分割（）
第124章凿穿分割
中日在山东地区的交战，既是双方国力和战斗意志的较量，也是各自部队参谋系统的较量。日本陆军师法德军，也强调对参谋制度和军官的建设，但日军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部队主官良莠不齐，有很多主官并不知兵。他们往往是优秀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对于保持军队团结和向心力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指挥训练和作战上却相当差劲，特别是一批贵胄子弟和通过陆军大学出来的高级指挥官，只有夸夸其谈和纸上谈兵的本事，对于实地操作并无心得义。
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发现，日军主官不会带领部队进攻、不会指挥部队布置防御阵地、不会领导部队进行有意识地独立自主作战，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战前吼上一嗓子，胡扯杀身成仁、皇军天下无敌的鬼话，除了让人热血沸腾外基本弄不出合适的战术指挥，他们是不错的部队偶像却不是一个合适的部队领袖。在这个体系中，日军参谋军官往往具有更大、更为权威的决定性意见，甚至是担负了主要的作战指挥任务。但无论哪个层面的日军陆军军官都没有摆脱片面强调武士道精神的窠臼。留学日本的蒋方震对此有很好的概括：“日本陆军的整套制度，虽然号称学习德**队的精华，但在我看来却是不折不扣的皮毛学法日军在作战中，过于强调精神因素，过于强调价值观念对于战斗结果的影响力。丝毫没有意识到在现代军事发展浪潮中，在日新月异地技术兵器进步过程中科学所扮演的关键意义，这种忽视与漠然最终造成了战略或战术层面上的被动，并带来了不可预料的后果。”中日山东之战，可以视为蒋方震这席话的最好注脚。
由于神尾本人并不在包围圈，神尾师团参谋长净法寺五郎少将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主要指挥职能，以他为首的神尾师团参谋群制定了“西南虚攻。东北实攻”的作战方案，希望能在不借助援兵之力地情况下跳出包围圈。这个计划虽然仓促制定。但也不失周详，实中带虚，虚中有实，单从表面看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可惜地是，国防军拥有的技术优势打消了这个方案的全部优势——首先，国防军无线电侦缉水平的高超使得日军的一切电文都变成了明码。甚至于在军舰上的神尾还没有看到译电之时，山东前敌指挥官夏海强已看到了完整的电文和部署命令；其次，国防军拥有地空中优势使得鬼子的任何调动全部一览无遗，鬼子固然也相应布置了高炮和对空机枪阵地，但那玩意只能对付笨拙且缓慢的轰炸机，对于高高在上、轻盈灵活的侦察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在山东平原上任何大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在国防军的掌控之中；最后，国防军拥有的装甲力量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战术布置。
故事进程地顺利几乎超出想象。当神尾师团执行虚实结合的攻击任务时，中间联络兵力薄弱得只剩下一个不完整的联队，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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