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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讲在北大-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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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飧龃航谖乙彩钦兆琶磕甑墓呃D―这是17年来的惯例，把最难的工作放到春节的时候尽情地去设计。我奋斗两个礼拜，做出了一个设计，加快了运算的速度。春节以后，当时我的一个学生跟我一块做，他休假回去了，放假回来以后，我把一叠我辛辛苦苦做了两周的设计的东西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就回答我说，你所有的设计都没用。PC机上有一个信号，用它来检测，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省掉。听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全明白了，检测信号这个做法，比我这个简单得多，所以我两周来所有的设计，所画的图，统统是毫无价值的，当然我就很高兴，我说你这个结果很好，但是，为什么非得费我两个礼拜弄出来才把你这个好主意逼出来呢？同时我感觉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头，我原来觉得能够干到60岁的，实际上我已经追不上年轻人，我不了解很多具体的事。就这样，我就开始不再doitmyself，1993年的春天，开始放手了，也开始有点休息了。
不过，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现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现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现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现，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现，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的习惯只想出出主意，不想动手，很难取得很大的成果。这是我谈到的第四个抉择，就是从事照排，采取一种新的技术途径。
去年放过一个电影，叫《科教兴国》，里头有钱学森的一段故事。讲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建议中国先要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别人就很奇怪，说飞机是一个成熟的工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学习这种成熟的工业，而导弹只有美国有。钱学森回来的时候，苏联还没有发射卫星，即使苏联发射卫星的时候，我们也还没有洲际导弹。钱学森做了非常巧妙的回答，他说，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人们就更奇怪了，怎么会搞导弹容易，世界上谁都没有搞过洲际导弹，为什么搞导弹容易呢？钱学森就讲，搞飞机难，飞机要上天，要安全性，所以有一个材料的疲劳试验，有一个发动机的疲劳试验，这个涉及到中国整个系统工业的情况，要很长的周期，中国系统工业支持不了飞机安全性的设计。而搞导弹是一次性的，毁了就毁了，一次性消耗，材料问题好过关。导弹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制导，就是准确的命中，而中国有一系列聪明头脑。在流体力学里，我们的算法不比外人差，而且能够用电子元件来实现。尽管可能稍微笨重一点，但是没关系，一次性的。这样，中国走了一条捷径，很快取得了成功。回想我们这个抉择，我们跳过了二代，跳过了三代，直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这条路比较容易。搞四代技术容易，搞二代技术最最难。搞二代的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的权威、长城光学所的权威花费了很多脑筋，但这个技术太难了，尤其是中国的材料不过关。但是搞四代就特别简单，机械动作很简单，光驱转几转就转出来了。难就难在信息量大，我们找了数学描述方法、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过去了。
第五个抉择是在80年代初，致力于商品化、企业化，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人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商品，当时那种空气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市场化。到1990年才感觉到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有一点贡献，可能跟我比较“看破红尘”有关。（笑声）我从来不把鉴定会当回事，因为鉴定会就是庆功、友好，最后大家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鉴定有鉴定的一套办法，使得既不丧失原则，又让被鉴定者非常的舒服。我从来不参加鉴定会，因为人家特别愿意我去参加一些我不懂的领域的鉴定会，因为我有点名气，又不懂得，这就特别有利。（笑声）什么叫不丧失原则，就是给他加很多限制词，说什么“国际领先水平”，其实那个国际领先一点价值没有，市场上根本不接受。假如我们都相信鉴定会结论的话，我们好多好多是破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早就成为世界超级产品大国了，怎么会我们的产品就跟外国竞争不过呢？
所以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名利观，正确的名利观对人的成就影响非常大，我很赞赏欧美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老想去求诺贝尔奖，他怎么可能会专心致志去做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呢？一个人不要为暂时的利益所迷惑。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作我第四个重要抉择的时候，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的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实印刷行业中要用到很多计算机方面尖端的技术，而且印刷厂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厂比印刷厂数量还要多，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前景美好的领域，当时在计算机领域被人看不起。我觉得经常是这样的，赶潮流往往不行，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来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笑声、掌声）而且我相信有些现在坐冷板凳的，将来会物以稀为贵。好比我们当年致力于商品化、产业化，当时是“物以稀”，很少人这么干的，时代转变了，我们一下子成为了典范。
一定要看得远，而且不要由于暂时的清贫而困惑，我听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础研究的博士生，从来都是优秀的分子，就因为一次到赛特购物中心以后，心态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大把买东西，自己口袋里没钱，不如别人，因此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有远见，不要为暂时的一些问题所困惑。我到1985年，家里还是一个9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工作非常的辛苦，当时还没有任何奖金。但我几次出国，到香港、日本、美国，在大的商场看人家买东西，我从来没有羡慕过，或者心态不平衡。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许多人买高级首饰，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在那儿买首饰的所有这些人，未来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热烈的掌声）我一下子觉得我比他们高，没有任何一点不平衡，我后来把它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笑声、热烈的掌声）当然这个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对知识的价值的一种信任，我们要相信知识的价值最终会体现。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十分钟，江泽民同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还低于工资，但收入还是可以的。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说你当时做副教授多少钱，他说五百大洋，相当于五千块。1992年五千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所以当时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话，赞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呀。”（笑声）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笑声）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的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我们看现在六年下来，局面改变得很大很大，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款”们，是利用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出来的，层次、品质也不高，一旦有了钱就变坏。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不靠知识，而是靠投机倒把的这些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识，靠对国家的贡献而成为的百万富翁。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靠自己异乎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国家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我们国家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国家去的民族英雄。他们理应成为百万富翁，假如他们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美国硅谷，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达到年薪十万美元，我一些学生在硅谷工作三到五年的，差不多都年薪十万美元。我们当然需要在中国国内体现他们的价值，这是应该的。
我第五个抉择，致力于产业化，今天看来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也是高校的一个潮流，包括美国。我原来以为高校办产业是中国的创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吸收新技术能力不够，人才不够。目前看来不是，美国也流行高校办产业。这是最近两年的事，以前你教授要办产业，就请你出去，外头办去，所以很多人都从高校出来办企业。现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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