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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祚高门-第4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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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奕听到这个问题，精神不免一振，于文采鉴赏一项，他也是很少遇到能够让他来卖弄的人，当即便坐起来，略作回忆在楼上听到的说辞：“好或不好，难道还用再问？驸马这一篇新赋，开篇以精警之句，发人深省。离别之伤，虽是万族同情于此，但生死之大，才是别中至极”
纪慎在一边瞪大眼听着，他倒不是对文赋有什么奇趣爱好，只是已经看出来这一件事在来日都中肯定要引起广泛的议论。他眼下先从旁人那里讨教一点心得，来日与人论起时，才好滔滔不绝的说出来，不至于无话可说。
可是谢奕这里刚起了一个开头，然后便戛然而止。纪慎等了好一会儿，便看这家伙两眼涣散的左右张望，不免有些失望：“你就看出来这些？”
“急什么，我不是还在想吗！”
谢奕的文学鉴赏能力，与纪慎也就是并驾齐驱的水平，也在回忆在楼上听到的评语，可是他已经喝的两眼迷离，意思虽然还能明白，但是言语已经组织不起来
再听到纪慎的催促，他便有些烦躁，瞪着眼说道：“生死是大事，也是最悲的事。但是人悲伤的原因不同，像你纪七这种老卒之才死了，那也就是亲旧卒哭，难有共鸣。而像我这种国士之才，如果死了，那就是时人的损失，天地的损失”
纪慎听到这里，已经明白谢奕是在瞎说了，也就不再指望能从这家伙口中听到什么靠谱的点评，只是望着那幡布仔细咂摸：“伯仁慷慨，深衔报国之志。安期北面，不作穷途之哭”
不独楼外，就连楼上众人对沈哲子这一篇新赋品评有加，以悲情生死为引，以死之轻重为续，以天下大势与个人命运为转，以慷慨激昂收尾。他不是不想写兰亭集序，事实上这是他为数不多尚能通篇背诵的古文，但是其本身与王羲之那旷达意趣终究不能相合，最终还是转作他篇。
所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但只要从迈于贤，还是此生不虚。人生来只是一张白纸，受到怎样的教育，会养成怎样的性情。器具的高低，才是超然于品类之上的凭仗。或许快乐只是短暂，各自都有长久困扰，但只要深切当下，发奋勇当，未必不能再有作为。
通篇赋文，虽然以黯然销魂为起点，但却以无愧天地、不惭苍生为收尾。中兴旧人，虽然屈志于江东，但总算也是保全了一份养息之地。立足于此，衔恨而行，未必不能奋起余勇，草割胡虏。
不过，针对于赋文本身的文采和传达的思想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被沈哲子另一桩安排给勾起了兴致。
待吩咐人将赋文转抄在幡布上悬挂于摘星楼外之后，沈哲子便笑语道：“如此布置，非我强逐人望。而是要抛砖引玉，与诸位再立一约。日后撰文每成一篇，便展于楼外，合城共赏，若得广誉，才可收录于集内。诸位认为此法是否可行？”
众人听到沈哲子这一桩安排，不免瞪大了眼，或是垂首沉吟，或是啧啧称叹。大多数人还是忍不住笑逐颜开，早先已经有定调，这文集只录风流，不涉善恶臧否，所以倒也不必担心自家先人的恶行会被公之于众。
而且，由这件事众人也感受到沈哲子对于沽名养望之事的擅长，如此高妙的手段实在异于他们旧日习惯，往常的手段是即便书成一文，也只是亲友传播，顶多向台辅名流递上一份，恭求臧否。一旦自家祖辈事迹录成，如此公布于外，即便没有被收录其中，也能广为流传，不再局限于门户自美。
而且这样广采众议编录成的世说，待到书成之后，便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可想而知会造成怎样的轰动效果和宣传效益。
而且大多数人心内还存私念，担心执笔者不能将自家先辈的篇章描写的生动有趣，有了这一项布置，对这些执笔者也形成了一层约束和警告，让他们不敢马虎敷衍。
所以当沈哲子询问众人此法是否可采时，很快便获得了一致的赞同。诚然那些执笔者会因此而有压力，但如果所书写的篇章能够获得一致的赞许，对他们而言也是极好的褒扬，没有理由会反对。
待到众人通过此论，沈哲子才总算轻松笑了起来。在印刷术还未普及的时下，这是他能想到和做到的最好宣传手段，将这一次编书的影响力放到最大。而在这个编书的过程中，沈园摘星楼也会因此而被赋予展示和臧否的职能，如果挖掘和利用得好，那么所获得的效益要远远高于单纯编著一本世说新语。
如果在未来，能够塑造一个不登摘星楼，难以称佳篇的时论风潮，那么沈哲子所获得的收获，简直说是“一代文宗”都不为过！
届时会有大量有志于此的人主动登门来请求一个机会，那么沈家便获得了频频与时下最顶尖的学术交流的机会。到了那时候，谁还能说他家没有家学？
而一旦这种形象竖立起来，一方面可以试着以摘星楼为基础收录书籍，刊行一些能够广泛传播的书籍。而另一方面，沈哲子也可以借助选择力推哪一类思想著作，而发起一场不露痕迹的意识形态斗争。
虽然这件事推行起来会有波折，毕竟这不啻于去瓜分把持在文化高门手中的话语权，但沈哲子觉得凭着这件事可预期的回报，完全值得争上一争。只要他掌握了这个阵地，那么时下那些文化高门在面对他的时候将不再有优势可言！
当然他也不会从一开始就直奔重点，先用世说新语这样无涉是非、只谈风雅的文章试试水，借以观察一下各方的反应。收到足够多的反馈之后，才可以决定下一步的步调该如何安排。
不独沈哲子诸多设想，楼内这些年轻人们也不乏心思缜密深远者，略加思忖，便能想明白这件事可操作的价值所在。譬如后汉许氏兄弟所主持的月旦评，虽然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不乏非议，认为私法悖礼，致使谤讪滋生，但其影响之大，也是毋庸置疑。
而摘星楼悬文的巧妙之处在于，对文而不对人，而且只是一个场所，自己本身并不参与唇舌鼓动的品鉴臧否。
一时间席中不乏人心生感慨，这位驸马可是真会玩。
0494 温公识鉴（）
王安期作东海郡守，世乱，令曰：夜不得私行。吏系得一夜行人。王问：“何处来？”云：“自师家受业还，不觉日晚。”吏曰：“鞭乎？”王曰：“鞭挞书生以立威名，恐非致治之本。”释之，并令吏护送其归家。
再好的设想，执行力才是关键。坐言而起行，是沈哲子一贯的风格。当基本的章程规划下来之后，便开始组织人力挑选素材，开始编写，每成一篇，便在楼内传阅起来。
王承作为中兴第一名士，被传颂下来的事迹很多，编写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
其实殷浩说的话是对的，但凡理论，怎么可能没有立场、不置臧否。如果没有立场，混淆了是非，话说再多都是废话。譬如刚刚书成的这一篇，便符合时下主流的价值观，法可权变，令从简约，面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如果义释书生是对的，法令对不对？鞭挞书生不是致治之本，那么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么？
沈哲子接过这一篇略作思忖之后，将王承的话作出了些许修改：书生奉师从礼，漏夜私行违禁。礼令相冲，孰为轻重？吾从于礼。
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在多年之前，到底当时王承说了什么，哪怕是他的儿子王述都不清楚。而沈哲子这么一修改，王承的话已经不再是什么荒诞不经的致治之本之类，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礼法出现冲突时，孰轻孰重？更该依从于哪一个？王承选择了从礼而行，至于阅者那就各有体会。
这样一来，便把禁令的意义给加重了，不再是当面对“书生”这个身份时提都不需要提的东西。
好的引导，不是给人强加一个道德命题的结果，而是要启发人自己去思考。唾手可得的东西，无论是钱财还是美色，乃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权柄，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珍惜。往往开国的君王比较英明，而后继者每每有昏聩，因为这权力是他命里带来，没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便也不懂得尊重。
当沈哲子修改的时候，王述便坐在他旁边，看到他修改的结果之后，便说道：“驸马笔调，近似循吏。”
循吏这一个词，虽然带了一个“吏”，但重点还是“循”，是一个美称。司马迁有“循吏列传”，多记载当时名臣，后世援之。
沈哲子闻言后便笑了笑，将两份文篇摆在王述面前，笑语问道：“那么蓝田侯认为，这两种笔法，何者为优？”
王述听到这话后，不免愣了一愣，略作沉吟后才回答道：“为家而计当择驸马，为父而计应取于前。只是依我来看，此事本不足述。”
听到王述的回答，沈哲子便哈哈一笑，将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递给旁人传阅，而原本那一篇则扫入了废纸堆中。
“蓝田侯真有洞见，我要助你居显。非为示恩，只是阁下更能胜任而已。”
前一篇重点在于人，将王承描述为一个通达简约的名士。而沈哲子这一篇则由人退回了事，虽然是同一件事，但因为理由不同，王承便成为了一位良臣。王述所言不足述，则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士族滥用权力的一个证明。
单单这个回答就能看得出王述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不从于俗的人。当然这并不能意味着王述就能一定为他所用，但沈哲子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打压异己，终究还是希望能够对世道有益。
王述在听到沈哲子这话后，精神也是一振。他只是不好议论而已，又不是真的痴愚。而且他家本就是中朝旧望，反而并不需要像谢尚有那么深的门户之见。只要能有一个机会活跃在时局，便能获得一个长望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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