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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重征天下-第2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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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如此，陕北各县仍是民变频频。李自成、张献忠等较早起事的流贼，此时已经窜入河南、湖北境内了，而新一拨的流贼又纷纷揭竿而起。就像一个长了恶疮的病人，老疮还没好利索，新疮已经在原来的位置再次腐烂，终至不可收拾。
与这些地方相比，泾阳县简直就成了人间天堂。虽然田地中的谷子都被蝗虫糟蹋了，但毕竟收获了一部分冬小麦，农户家中多多少少都有些余粮。
夏粮一收，田赋也就该交了。本来作为秦王采邑，泾阳县的田赋收上来不交户部，而是全归朱由检。按照朱由检的意思，今年大灾连着大灾，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上了，那点田赋干脆就直接蠲免了。
但与孙传庭沟通过之后，朱由检才知道就算自己不收田赋，老百姓还是要纳捐，因为田赋之外还有一项额外的负担，那就是“三饷”。
所谓“三饷”，也就是辽饷、蓟饷和练饷。不管何种名目，总归都是用在军事上了。辽饷早已有之，蓟饷和练饷则是从今年才开始征收的，均为每亩地折银九厘，合计每亩折银二分七厘。
本来朝廷自万历初年开始，已经实行“一条鞭”法，也就是田赋折银征收。按理说这是将赋税货币化，是一项进步的措施。但所谓“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随着明末官场的日益**，这“一条鞭”法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其中最不合理的就是钱粮的折算价格。
因为“一条鞭”法刚刚制定的时候，大明国力还很强盛，米价也比较低廉。当时规定一石米折银八分，这和大米的市价也差不多，所以老百姓都乐于接受。
但随着明末天灾频频，以及白银大量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粮价开始飞涨。到了天启年间，即使是在江南的稻米产地，一石米折银二两已经是很公允的价格。就拿西安府来说，朱由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米价稳定在三两一石的水平上。
很快朝廷就发现，如果仍按照每石折银八分，一成不变地执行“一条鞭”法，那么收上来的银子根本就买不到那么多粮食。
本来这事也简单，按照市价去折也就是了。但各地的地方官员立刻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恶毒的办法：不按照“一条鞭”法那样折银征收了，仍然征收实物粮，但钱粮折算的价格还是按照每石八分！
这招可太损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朝廷派给某个县的税额是三万两银子，只要给朝廷交够这个数，县令就算完成任务。而朝廷定的税额，是考虑到了粮价的变动。比如在万历年间，同样是这个县，税额还不到一万两。从皇帝的角度来说，现在收的银子虽然多了，但还是只能买那么多粮食，因此不觉得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
可向老百姓征收时，地方官却按照每石八分的价格，将三万两银子折成四万石粮食。而粮食的市价至少也在三两以上，四万石就能卖十几万两银子。县令给朝廷只交三万两，剩下的就全装自己兜里了！
如此一来，老百姓的负担相当于凭空增加了好几倍。当官的固然大发其财，老百姓却是不堪重负。再算上额外增加的“三饷”，就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计算，三饷的征收额就相当于每亩四十斤，几乎占到了亩产的三分之一！
“我襙他大爷！”朱由检听孙传庭讲完，呆了半晌，终于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狠狠地一拍桌子，把手都拍肿了！
沉思片刻，他斩钉截铁地道：“没想到这些贪官污吏如此巧取豪夺，这不是官迫民反是什么！孙大人，我看这样好了，今年的三饷，本王替泾阳百姓交了！”
第三百二十一章 在希望的田野上（）
尽管感到非常肉痛，朱由检还是把泾阳全县税田的“三饷”如数交了上去。趣*
泾阳现在共有耕地二十多万亩，每亩二分七厘银子，合计就是六万多两！把朱由检心疼得直嘬牙花子，这六万两银子能干多少大事啊！
但心疼归心疼，这笔钱还是不能省的。首先朝廷肯定要收，朱由检不交，那就得百姓交。而泾阳连遭旱灾、震灾、蝗灾，是典型的重灾区，没拿朝廷一文钱的赈济已经不错了，若还要缴“三饷”，保不齐就会激起民变，朱由检费尽心机才换来的大好局面就会毁于一旦。
其次，朱由检与陕西地方官员达成默契，放弃另外两县、独揽泾阳县的财赋大权，这可是件上不得台面的事。如果因为“三饷”缴纳不及时，导致把这件事抖落出来，朱由检可就得不偿失了。
再者，这“三饷”属于军费，虽然免不了被层层克扣，但总能有一部分到达边军手中。朱由检在前线打过仗，自然知道边军的困难。官兵欠饷严重、粮草不继、军备不修等种种事由，无不是缺乏军费造成的恶果。
再加上朝廷要构筑“关宁锦”防线，筑城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朱由检不相信仅靠筑几座城就能防住女真人，但对袁崇焕、祖大寿、朱梅等与他并肩作战过的边军将帅，朱由检还是有感情的，怎么也不忍心让他们因为没钱而遭罪。
尤其是关宁铁骑，那可是李崇瑶的班底。就算为了告慰崇瑶的在天之灵，朱由检也绝不会拖欠“三饷”。
当然，由于朱由检缴纳的是白银，最起码钱粮换算这个大猫腻是给躲过去了。仅此一项，朱由检就相当于替百姓节省了几万石粮食，这笔账还是划算的。
其实按着孙传庭的意思，对没有与泾阳商帮签订租地契约的农户，朱由检暂缓征他们的田赋已经很够意思了，实在没必要替他们缴“三饷”。
但朱由检立刻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不想让老百姓觉得泾阳商帮与官府有关系，更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泾阳商帮的幕后出资人。
而且，他的土地改革是完全自愿的，他要让老百姓从实际效果中，自己体会租地的好处，从而心甘情愿地配合他的改革。因此，就更不能使用胁迫的手段。
当然，“三饷”交完以后，该干嘛还得干嘛，得把这一大笔银子想方设法挣回来。蝗灾既然结束，播种就刻不容缓了。如今朱由检已经掌握了十几万亩田地，只要这一茬棉花能获得好收成，就能打个翻身仗。
他认真计算过，就算亩产籽棉只有二百多斤，轧花成皮棉损耗三分之二，那也得有七八十斤。按照每斤皮棉一两多银子的价格，毛收入可以达到将近百两银子。十几万亩，那就是将近千万两白银，朱由检这一口就能吃个大胖子！
当然，不但朱由检没种过棉花，泾阳县的老百姓几乎都没怎么种过。这第一次大规模种植能否取得成功，朱由检心中还是比较忐忑。
为了确保作物的顺利成长，尽量不再受到蝗灾的侵袭，朱由检又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让工人们认真地将所有耕地犁了一遍。因为蝗虫产卵之时，均是将白色卵块产入地面以下约十公分，光从地面上看是看不出来的。
果不其然，这一犁地，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卵块，每个卵块之中都有数十枚蝗卵。蝗虫卵孵化速度极快，二十多天就可孵出幼虫，再过一个多月就可羽化成为成虫。幸亏朱由检有先见之明，把这些卵块掘出以后全部焚化，这才避免了又一场铺天盖地的蝗灾。
由于掘出的卵块数量太多，朱由检想着除了耕地之外的地方，只要土壤干燥、适合蝗虫产卵，恐怕这类东西也不会少。于是他又专门派出二百多人，以秦王庄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散开去挖掘蝗虫卵。并且不以泾阳县为界，而是向周围的府县扩散开来。
虽然这么做等于是替其他县干了活，但朱由检并不计较。用他的话说，蝗虫可不管你是哪个县的，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去！所以帮别人就等于帮自己。
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敢说出来，那就是自己早晚要当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能厚此薄彼呢！
犁完地之后，播种工作就大规模地铺开了。在请来的棉农技师的指导下，几千名工人同时在十几万亩农田中劳作，先浇了一遍底墒水，施足基肥，然后就将棉种均匀地点进坑中。
在这个时代可没有播种机，播种是个纯体力活。那些没有签订租地契约的农户，当然是在自家地中忙活。他们种的却不是棉花，而是大豆。
当然大豆在现代也算是经济作物，主要用作榨油。但在这个时空，豆子主要还是用来吃，只能算是一种食品，并且亩产也只有二百来斤，所以朱由检并没有选择种植大豆。
那些单干的农户虽然也很勤劳，但播种这么累人的工作，当然不可能一口气从早上干到天黑，中间总有休息的时候。而且喝水吃饭、或是解个手，多多少少都得耽误点时间。
而朱由检这边，则是分工明确，有负责具体劳作的，有送饭送水的，有替班的，甚至有预防工人中暑的郎中。
而具体劳作的工人也是分成若干组，各负责一块田地。众人可不是只顾闷头干自己的活，而是互相比着较劲，看谁干得又快又好。因为谁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谁就能获得额外的工钱，因而大家都是干劲冲天。兴之所至，各组还轮流唱起劳动号子，积极性越调动越高。
朱由检还深谙“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道理，每组工人中，都至少分配一两名妇女。不论古今中外，人性都是相通的。在异性面前，就算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都在潜意识中想要表现自己取悦对方，因而干劲更加高涨。
仅仅一天下来，那些单干的农户就全傻了眼：干活的还是那些人，只不过个人劳动换成了集体劳动，效率却比自己这边高出几倍！
其中只有一个干得慢的，年龄不过十五六岁，却也一直弯着腰认真地点种，边干还边哼唱着小曲儿：“我们的家乡，在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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