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锁帝梦-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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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是董恂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

　　　　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

　　　　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

　　　　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正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

　　　　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

　　　　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

　　　　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170　张之洞（）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

　　　　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无可让，又将奈何？

　　　　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只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

　　　　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

　　　　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拼，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歇吧！”

　　　　“哀家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后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亲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亲王拱卫京畿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亲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亲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亲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

　　　　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慈禧太后立刻批准。

　　　　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

　　　　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份，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

　　　　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亲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各位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保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保中说不清楚。”

　　　　恭亲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亲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

　　　　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171　怕有一场大病（）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

　　　　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

　　　　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

　　　　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

　　　　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

　　　　。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开年以来，精神一直不好，过分劳累和忧急，加上饮食失调，伤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盗汗，但不能不强打精神，力疾从公。

　　　　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念给她听的。兹事体大，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无法作决定，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将慈安太后请到长春宫，慈禧太后为她解释，刑部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