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部队大院-第1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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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也埋在牛角山上。”

　　　　老陈“忽”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你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他叫马明亮！”

　　　　“你讲的是真话？我和马明亮当时是同一个连队的战士，真是没有想到！”老陈的眼睛里闪着亮光，上前一步，紧紧地握住了马远方的手。

　　　　老陈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送走老陈以后，马远方回到自己住的房间里，关上门，任凭热泪奔流。

　　　　记忆的丝线又把他牵回到苦难的童年。

　　　　马远方小的时候家里穷得大风扫地，月亮点灯，头朝下走路都不用担心口袋里有硬币掉出来。那几年，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生活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有些农村孩子仅仅因为交不起每个学期几块钱的学杂费，而成为文盲队伍的新生力量。只读过四年书的叔叔说服了自己的哥哥，让马远方差一点挎上捡柴草筐子的肩膀背上了书包，并用夏天赶集卖鸡蛋、冬天进城当小工积攒下来的钱，承担了马远方上学的大部分费用。一九七四年的冬天，马远方的叔叔参军，平原长大的青年成了深山老林的战士。叔叔到部队以后，每个月的津贴费有一多半都寄回到家里，成为马远方爷爷奶奶零用和他上学的主要经费来源。

　　　　调到联勤部机关以后，马远方按照父亲提供的地址，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叔叔牺牲的地方，第一次到这个仓库来，他爬上牛角山，一个人抱着叔叔的墓碑大哭了一场。

　　　　为了活着和死去的人都能享受到一份安静，马远方原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个亲人是建设这个仓库时牺牲的烈士。他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说透以后，他可能不便于再到这个仓库来，即便是到这里来了，也不便于一个人再到牛角山上去凭吊亲人。

　　　　吃过晚饭，杨长兴召集工作组的同志起草调查报告，几个人刚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来，杨长兴就被一个小战士叫去接座机电话了。

　　　　杨长兴接完电话回来以后，对其他几个人说：“是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的向主任打来的电话，他说是有的首长关心事故调查工作进展情况，并说事情已经比较清楚，应当是仓库领导失职造成的责任事故，他还说机关里的事情比较多，让我们尽快回去。”

　　　　马远方疑惑地说：“我没有听明白向主任电话里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首长是了解情况还是下指示？如果是了解情况，我们如实汇报，如果是下指示，我们执行。‘应当是仓库领导失职造成的责任事故’，这是猜测还是结论？如果在机关可以随意猜测，我们真是没必要再下来调查，如果是结论，那么这个结论不过是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勾搭成奸的私生子。”

　　　　他气呼呼地说完，把手里的茶杯“咚”的一下放到了桌子上。

　　　　“你这个马大炮，说出话来那么刻薄！”杨长兴苦笑着对马远方说。

　　　　因为和关处长的特殊关系，杨长兴对马远方的话中话感到有些难堪，但他并没有生气，他喜欢马远方的直爽。自己年轻时也是这个脾气，遇到不合理的事，棺材盖钉上也要顶开，把话说完了再去死。对向主任这个人，他倒是有几分反感，那是个攀升只嫌梯子短的投机分子，净往高坟头上添土，有时狐假虎威，拿着鸡毛当令箭，把副参谋长都不放在眼里。有的人当官是能说会道，狗掀门帘靠嘴上的功夫，还有的人当官是能跑会送，蚂蚁上树靠腿上的本事。姓向的这小子是嘴腿并用，年纪轻轻的就到了与他的品德和能力很不相称的地位，鬼知道他这一次在中间又要搞什么名堂。

　　　　马远方余气未消，继续说：“我一开始就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领导查库登记薄为什么没有用完就收起来？仓库领导为什么谈到领导机关的问题时吞吞吐吐？我们是代表组织下来调查问题的工作组，不是为有些人进行幕前表演的道具和幕后交易的筹码，能对这些现象无动于衷吗？”

　　　　毕躬和小方边听边点头，用表情支持马远方。

　　　　杨长兴严肃地说：“我们按照联勤部党委的意图办事，不受个人意见的干扰。你们都知道我和关处长的关系，我以党性保证在这个问题上的公正，这次调查的情况如实向上级汇报，关副司令如果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我去向他解释，咱们开始写报告吧！”

　　　　灯光下，四颗脑袋凑在了一起。

　　　　曙光初现，月亮知趣地退向天际。

　　　　马远方伫立在牛角山上，向叔叔和叔叔的战友们告别。他们已经在这里默默地陪伴仓库三十多个年头了，没有动人的事迹，没有雄伟的雕像，只有冰冷的墓碑和一丘黄土。上万个日月轮回，清晨用雨露为他们洗漱，黄昏用微风为他们拂尘，惦念着他们的亲属和战友有时会千里迢迢赶过来为他们烧一沓草纸，燃一柱清香，每年的清明节，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战士为他们扫墓，他们还会不会感到寂寞？为了管好用好他们用血肉建成的仓库，后辈们要把他们搬到新的安息之处，烈士们的在天之灵该不会责怪吧？

　　　　太阳升起来，月亮慢慢消失了自己的形体。

　　　　马远方对着荒草丛中的九座坟茔三鞠躬。

　　　　他转过身，看到杨长兴和小方正在不远的地方望着他。

　　　　杨长兴带着小方走过来，他把手搭在马远方的肩膀上，满怀深情地说：“这个地方可以净化人的灵魂，看看这些烈士们，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舍弃？”

　　　　“是呀！”马远方也感慨地说，“那时的干部战士都是那样的单纯、朴实，我不是说现在不是这样，但是总觉得现在人们的思想太复杂了，要考虑的问题、要解决的矛盾太多，有时外在因素逼着你不得不这样做。”

　　　　杨长兴看看表，拉着马远方一起往山下走去，他瞅了瞅跟在后边的小方，悄声对马远方说：“昨天夜里我给关副司令打了个电话，他也不知道是谁让向主任给我们打的电话，回去以后我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关副司令还说，对手榴弹失盗这件事情要不徇私情，秉公办理。”

　　　　“不是打官腔？”

　　　　“不是，这老头我最了解！”

　　　　他们刚走到山下，军号就吹响了，刘副部长和王全忠正在招待所等待他们吃最后一顿早餐。

　　　　（本篇完）（。）

肖秘书（一）（）　
在人们的心目中，秘书一般是才思敏捷、脑瓜灵活，或者是多才多艺、能写善画的那一类人，当然，有些吃青春饭的女“秘书”除外。

　　　　肖永福也是个秘书，而且在秘书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从副营职一直干到副师职。

　　　　肖永福是个男性，不会是向领导暗送秋波、明献媚眼之辈；肖永福主管行政，也不算是多才多艺、能写善画之人。

　　　　肖永福是部队领导机关的秘书，他的主要工作内容，通俗一点讲，就是柴米油盐醋，吃喝拉撒睡；晚上查查铺，早上喊喊队。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办，行政秘书职责里边就有“承担领导临时交办的其他事项”这一条。

　　　　肖永福初中毕业以后就在老家务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入伍之前就已经是领导着几百口人的生产小队队长了。到部队之后的第三年，与他一起入伍、同在一个连队当兵的佼佼者，有的提升为排长，有的提升为司务长，他也提了干，职务是驻地在北京市郊区某部队机关农场的生产助理员，从生产队长到农场的生产助理员，也算是专业对口、人尽其才。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物资匮乏，年长一些的人都经历过，年轻一些的人只是听说过，那时候的各种“票”比现在的各种“卡”还要多，“卡”和“票”的主要区别在于，“卡”是鼓励人们购买东西的方便工具，而“票”是限定人们购买东西的制约手段，那时候许多东西都是凭票定量供应，有时候“票”比钱还要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只有钱、没有票，根本就买不到。

　　　　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由于当时军人的工资待遇比较低，生活物资供应又相对紧缺，机关里既懂行政管理、又会安排生活的人才就非常抢手。当时部队在生活上提出“标准加补助”、“斤半加四两（每人每天争取吃到1斤半蔬菜，一两肉，1两鱼、禽、蛋，1两豆制品，1两动植物油）”的要求，这些都需要有称职能干活的人员具体抓落实，而农场的土地上不仅生产稻子，也生产这类人才。

　　　　肖永福文化程度不高，能调到领导机关当秘书，在当时也应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机关干部在生活上反映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买不到好猪肉，那时候的猪肉倒是不贵，军人服务社的工作人员把猪肉按分量称好，一块一块地摆在那里，顾客交了钱自己挑着拿。三毛钱、五毛钱一块的都是“白天鹅”，一点瘦肉也看不到；八毛钱、一块钱一块的才是“丹顶鹤”，肥肉上边有一点点瘦肉。社会上什么东西短缺，什么东西就会被用来拉关系走后门，瘦猪肉都到哪里去了？有相当一部分跑到有些领导和军人服务社关系户人家的厨房里去了。

　　　　肖永福有办法，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关系，从外边拉回来几口杀好的猪，让公务班的战士们一份一份地分开，用塑料袋装好，有十斤八斤的样子，干部们下班的时候每人可以提走一袋回家，他们个个都高兴得像是小孩子过年似的。

　　　　分了几次猪肉之后，机关干部们的胃口被吊了起来，有的人提意见说，肉是有得吃了，就是品种太单一，最好能换换口味。

　　　　快过元旦的时候，肖永福从汽车队要了两台“解放”牌大卡车，从火车站拉回来两大车由内蒙古发运过来的冻羊肉。冻羊肉可是没有鲜猪肉那么好分，肖永福算了算，只够两个机关干部一只，他按每个部门的人头分配，8个人分4只，10个人分5只，干部是单数的部门就不好办了，只有把整只羊弄成两半才能分得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