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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部队大院-第1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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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一想起她,印象里只有几种掺和在一起的颜色,一片黑、一片白、一片红,如同蹩脚画家的调色板。”林青的爱人肖茵有一次劝任桂荣说,我们都是军人家属,你也注意点影响,不要把妆化得那么重。听了肖茵的话,任桂荣脸上聚集的血液透过厚厚的白粉层露出红晕来,似乎是有些难为情地说:“我也不是想化这个浓妆,因为我是卖化妆品的,要是我不带头用化妆品,别人还能买去用吗!”这句话要是让她的经理听见了,一定会感动得流鼻涕,为她加奖金。
别看任桂荣身上的脂肪比城墙厚,嘴皮却比纸张薄,在后勤部机关的干部家属里边,应该说她的“产话率”最高,“两个肩膀扛张嘴,不是光让你吃饭的,有话就要说。”这是她的观点。
冯平调走后的一段时间,任桂荣晚上觉得很无聊,恨不能每天站在阳台上将天上的星星数一遍,书籍报纸是看不进去的,看电视又怕影响孩子学习,她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卧室到客厅,客厅到厨房,来回地走动。后来她找到个好去处,就是到楼下找肖茵聊天,她想像着,两个家里的男主人平时都不在家,两个无聊的女主人凑在一起,就会不无聊。这一天吃过晚饭,她叮嘱儿子好好写作业,又上楼按响了林青家里的门铃。
左邻右舍(二)()
肖茵在市内的一家大型经贸公司工作,她虽说喜欢穿粉红色的衬衣,但却算是个“白领”阶层。她的女儿在城里一所重点中学读书,平时一般往在靠近学校的姥姥家,只有双休日才偶尔回来与妈妈同住,家里多数时间只有肖茵一个人在家。肖茵上一天班回来,有时候也想有个人在身边说说话,所以很乐意任桂荣到自己家里来聊天。
任桂荣到了肖茵家里也不客气,磨盘一样的屁股还没挨着沙发就开讲:“林副处长和孩子不在家,你这茶几上连水果瓜籽都不摆了。也难怪,战勤处也算是个清水衙门,1单元一个分管干部的后勤部领导家里,别人送的东西多得吃不完、用不尽。那一年报纸上宣传多喝豆浆对人体有好处,听说他家里两个月收了三台豆浆机,外加两编织袋黄豆,一家人喝豆浆喝得打嗝放屁都是一股烂豆子味,你到他家里去就和到了臭豆腐加工厂的作坊里差不多。”
肖茵笑起来:“你说话真有意思,什么事从你嘴里一说出来就变了味道。”
任桂荣并不笑,一本正经地继续说:“还有比这更蝎唬的,有一阵子那电视广告里说喝牛奶能补钙,并说现在人们普遍缺钙,好像三天不喝牛奶就要得软骨病。这下子他们家的牛奶又成了灾,早晚两顿煮牛奶,一家人喝牛奶喝得说出话来都和畜牧场传出来的声音差不多了。”
肖茵笑弯了腰,捂着肚子说:“哎哟我的妈呀!你快别说了,既使他家收了人家送的东西,也不至于到你说的那个程度呀,我看你是吃不到萄葡说酸牙,故意糟蹋人家。”
“我承认我说的话里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是,我说的事情绝对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有些人势利得厉害,专门往高坟头上添土。远的不说,你看看咱们楼下的老陈家,自从男主人提拔为师职干部以后,家门口经常堆着别人送的东西,有塑料袋子,也有纸盒子,不知道里边都装的啥家伙,我真怕那一家人撑坏了肚子。我看我们这样的倒是挺好,省得担心茶叶过期、香烟发霉、鸡鸭鱼肉无处存放。”
“行了嫂子,以后我们少操别人的心,办好自家的事。你儿子今年高考,最近复习得怎么样了?”肖茵有意转移话题,问任桂荣。
“我那儿子,”提到儿子,任桂荣两只眼睛像手电筒一样往外放光,“你说他怎么就那么聪明呢!我问他,老师讲的课都会吗?他说都会。我问他今年考大学有把握吗?他说有把握。你是不知道呀,这孩子从小就和别的小孩子不一样,他刚上小学那一年,我们还在基层没有搬到北京来,我们家老冯问他,爸爸出差去北京,你想要什么,爸爸给你买,你猜猜我儿子说什么?他说爸爸你给我买个‘鬼推磨’回来吧,一下子就把我们家老冯给难住了。”
肖茵说:“孩子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有件事情我说了你别生气,听说你儿子在外边和有些孩子一起偷着学抽烟。”
“他学抽烟这事我知道,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男人不抽烟,白在世上颠。儿子十七八岁了,只要不影响学习,学抽烟我不管他。”任桂荣满不在乎地说。
任桂荣家下边一层斜对门住着财务处原处长陈健一家,她有时候也到陈健家里,与陈健的爱人说话聊天。今年年初,陈健调到上一级后勤机关任财务部的副部长,任桂荣就很少到他家里去了,一个原因是陈健的爱人姚敏是个银行职员,性格内向,喜欢清静,不乐意与别人闲聊;第二个原因是陈健的儿子陈小军今年也要高考,正是加紧复习的时候,不好去打扰人家。
任桂荣不到姚敏家里来,不等于其他人不到她家里来,姚敏感到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家里来人太多,影响孩子学习。陈健调到上级机关以后,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单位的人,都会找到家里来。而且现在有些人是属蝙蝠的,专门晚上出来活动,你刚吃过饭,碗筷还没有收拾利索,门铃就开始响了。陈小军抽屉里准备了两个橡皮耳塞,他学习的时候,一听到客厅里有人大声说话,就把耳朵堵起来。到家里来的这些人一般都不是为个人的事情,多数是为集体的事情而来的,所以说起到家里来的理由,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慷慨激昂,什么老干部医疗费标准低需要经费补助,什么在职干部住房不达标需要资金投入,一副副为民请命的样子。陈健当处长的时候是有名的“无缝钢管”,机关干部都了解他,很少到他的家里来送什么东西或说什么事情,主要是后勤部下属单位的一些人,提着猪头来认庙门。“都是公家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到老陈工作的单位去找他,跟我说有什么用?”开始的时候,姚敏觉得很奇怪,她总是这样问那些到家里来的那些人。后来她明白了,到家里来的这些人不仅是想让她给陈健递个话,敲敲边鼓,更重要的是要找个借口到家里来送点东西,套套近乎。后来她采取了一些抵触的办法,有人敲门,就从猫眼里往外看一看,不认识的人就不给开门。家里的座机电话或者是自己的手机响了,看到是生疏的号码也不去接。既使是这样,有些讨厌的事情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的人专门在她快下班的时候在楼梯口等着她,有的人干脆把东西放在门口外边,留个纸条就走了,搞得她防不胜防。
这一天晚上,姚敏看了新闻联播往楼下倒垃圾,一开防盗门,看到外边又放了两盒茶叶,装茶叶的袋子里边的一个纸条上写有送茶叶单位的名称,这是吃晚饭时没有给人家开门的结果。姚敏一手提着垃圾袋,一手提着茶叶就下了楼,她把垃圾扔在垃圾桶里,提着茶叶直奔梁长健的家里。
左邻右舍(三)()
任桂荣吃过晚饭以后,照例又来到肖茵的家里,她把到肖茵家里聊天说成是“上夜班”,上这种夜班她是自愿的,尽管没有工钱。
肖茵自己凑合着热了一点剩饭吃,任桂荣进屋的时候,她的碗筷还没有顾上洗,任桂荣见肖茵还在忙活,一个人先站在肖茵家的阳台上往外看夜景。
任桂荣在自己的家里也喜欢站在阳台上往外看,对她来说,阳台上的玻璃窗户就好比一个巨大的荧光屏,不断地播放着营区大院里流动的画面。
楼下一高一低、一前一后两个身影在慢慢地移动,那是邹春花陪着梁长健又在进行康复锻炼,自从今年春节以后,梁长健不用别人搀扶,自己可以在邹春花面前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着双脚走路了。夫妻俩日复一日地这样走着,每天用希望迎来一轮红日,又用欣慰送走一个夕阳。
“小肖,你说邹春花天天陪着梁处长练习走路,心里烦不烦呀?”任桂荣大声地问肖茵。
“照顾自己的男人有什么可烦的。”肖茵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回答任桂荣的问话。
过了一会,任桂荣又对肖茵说:“他们两口子的身材,一个那么低,一个那么高,当初不知道是怎么凑到一块去的,再说晚上躺在床上也是长短不一呀!”
肖茵停住手里的活,笑着对任桂荣说:“哎哟嫂子,我真是不知道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事情?”
任桂荣也觉得自己刚才说的话没有趣味,解嘲地说:“好好好,不管他们俩谁长谁短了,反正睡觉时候都是中间对称。不过,她们家的闺女真是有出息,两个人不知道用什么秘密配方,生产出来那么一个又漂亮又有本事的女孩子。”
肖茵忙完手里的活,坐在沙发上对任桂荣说:“梁处长两口子的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梁处长的老家在偏僻的山区农村,原来的生活很苦,他当兵以后,父亲患了脑血拴,躺在床上不能动。时隔不久,他的母亲也有了病,好像是膝关节什么地方坏死,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梁处长一共姐弟三人,当时他的姐姐已经出嫁,弟弟又没有成家,为了有人照顾家里,梁处长和相貌不佳的农村姑娘邹春花结了婚。邹春花把梁处长的父母送走之后随了军,到部队以后,本应该过几年舒心日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遗传,也可能是别的原因,梁处长自己也得了脑血拴病。邹春花这辈子也够苦的,一生要照顾梁处长家里的几个病人。”
肖茵说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任桂荣看着肖茵,若有所思地边听边点头,好一会没有说话。
邹春花打开房门,把姚敏迎进屋,梁长健讲话还不是太清楚,兴奋地呜呜拉拉说着什么。邹春花在一边翻译着说:“老梁说他一听见有人敲门就知道是你,别的人一般不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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