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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部队大院-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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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纸上写了个“丁”字，把半截铁钉子也放在旁边，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看了看说，这念“小铁棍”，噢，不对了，这个字应该念“小”。
我哭笑不得。
按照要求，部队征兵的时候不能接收没有化的青年入伍，但杨箩筐的叔伯哥哥是他们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他不但让杨箩筐报名当了兵，还在化程度栏里给他填了个“小学毕业”。当时，农村青年为了能当上兵，虚报学历的现象并不少见，与我分在同个班的新兵梁继亭，只上了两年半小学，学历那栏里却填了个“初毕业”。梁继亭的语水平很低，汉语拼音点不会，问他“声母”是什么？他说生母就是亲娘；问他“韵母”是什么？他说孕母就是肚子里怀了孩子快当妈妈的女人。他的算术水平更是低得让人可笑，问他二分之加二分之等于多少？他说等于四分之二。他加法减法虽然懂得不多，但是乘法除法却略知二，会说“管他三七二十”、“咱俩二添作五”。
部队的征兵人员知道农村有定化程度的青年不是太多，注重的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对化程度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对虚报化程度的现象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时候两只眼睛都闭上。我们县有四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有所高和四所初，在校学生不足两千个。而且，由于“大革化命”，停课搞运动，绝大多数老师受到批斗，无法教学，学生们在学校并没有上过几天正经课，要说学的化知识，那是屁松屁松！
我还有项义务，就是帮助杨箩筐写家信、读家信。
给箩筐家里写信的时候，我把他想说的意思在废纸上起个草，先念给他听，修改后再抄到信纸上。箩筐认真地把我写好信纸折迭起来，装进信封，粘贴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连部交给通讯员盖免费三角章走。
箩筐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像小孩子过年收到压岁钱样高兴。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封、念信的时候，他用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个动作，支愣着耳朵，半张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来的每个字。直到我念完了此致、敬礼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后，他还总是止不住地再问句完了？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箩筐家里的来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来的，他们每次都是请生产队的老会计写信，语言半半白，字体龙飞凤舞，我有时候连猜带估的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有天，箩筐递给我的信封上，字体忸怩，十分生疏，我撕开封口，现署名是“秋花”——箩筐上过两年小学的对象，便展开信纸，不假思索地开始念“箩筐你好，我生了！”
箩筐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寄地插话问我“什么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来了！”
我念完这句话，直埋怨箩筐“你咋没到季节就播种了呢！“斗私批修”的时候可是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
箩筐变了脸色，惊恐地说“我是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才认识秋花的，在到部队来的前两天晚上，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她主动提出来的，我当时只是“私字闪念”，谁知道怎么就、就……“
我安慰箩筐“别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说明她那块土地肥沃，你的种子优良。”
我仔细想，又觉得不对了，人们常说“十月怀胎，朝分娩”，我们到部队还不到六个月，秋花的肚子难道与别的女人不样？
这件事我报告给班长，班长报告给排长，排长又向指导员报告了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多数人表示气愤，主张箩筐与秋花吹了，或者回家去杀了那头偷吃别人草料的跳槽驴。也有人劝箩筐说这事算了，管他谁的种子，播到你的地里，长大了就是你的庄稼，反正将来秋花生的孩子管你叫爸。
我知道在与秋花吹与不吹这个问题上，箩筐很难下决心，默许这件事，心里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与秋花吹了，自己没化，家里又穷，很难再找个对象。为了给秋花家送彩礼，家已经把能换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变卖了，现在除了点裹腹的口粮，已经是风扫地，月点灯，太阳照身暧烘烘。
机关政治协理员室以组织的名义给箩筐家乡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函，请他们调查此事。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复函答复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个副主任在秋花她们村驻队的时候，与秋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公社革命委员会已经对那个副主任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方还说，秋花与箩筐只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没有领取结婚证书，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那个副主任谈不上是破坏军婚，只是般的生活作风问题。
箩筐与秋花最后没有“吹”，97o年冬天从部队复员后，他与抱着别人孩子的秋花结了婚。
警卫通信连的战士们都说杨箩筐是“种瓜得豆”。
秦大川的新兵生活（二）（）
刚分到警卫通信连的时候，我们这些新兵迫切要求进步，表现得都非常积极，时间不长，是社会青年的都向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是共青团员的都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好人好事更是丛出不穷，晚上谁要是在洗漱室泡盆脏衣服，第二天早上准会现被别人帮助洗好晾了起来。我们吃饭前，都要在饭堂门口排着队先唱支歌，唱得最多的是“**语录歌”，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人好比种子”、“下定决心”等等，有时候也唱“我是个兵”、“打靶归来”等歌曲，有的战士等唱完了革命歌曲，饭堂的大门打开，就抢先跑进去，或者是读报纸，或者是念“最高指示”（即**语录）。还有的战士为了能够帮助炊事班洗碗，饭没吃饱就在洗碗池旁边抢先占好了位置。
农村长大的孩子，到了城市以后，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鲜，连队每个星期天都安排定比例的新战士，由老兵带着到城里去看看。
上了公共汽车，我们就开始向乘客高声朗读“最高指示”或者是念报纸，“思想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坐在公共汽车上，谁的脑袋瓜子也不能闲着。
乘客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木然的坐着或者站着，面无表情，任凭或高或低的南腔北调冲击耳膜，谁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
有天，带着新兵进城的老兵向崔班长报告梁继亭逞能，看到别人在公共汽车上读“最高指示”和念报纸，也想表现表现自己。他读了篇《人民日报》上的评论员章，这篇章不仅念得嗑嗑巴巴，不成语句，还把“资产阶级当权派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狗屎堆”念成了“狗尿堆”。
崔班长听完老兵的报告吓了大跳，梁继亭到了部队以后，虽然学习化非常努力，但是还远远到不了能在公众场合念报纸的水平。念错党报虽然不像念错“最高指示”样可能被说成是犯了“********”，但也不是般的小事情。
崔班长只是愣了下，马上故作无所谓地对老兵说“****狗尿都是狗的排泄物，都不是什么好味道，梁继亭这次念的报纸不算有错，这件事情以后咱们谁都不要再提了。”
生这件事之后，崔班长与梁继亭很严肃地谈了次话，大概是给了他“没有金钢钻，别揽磁器活”之类的告诫，我现梁继亭后来学习化更加用心了。
部队营区围墙外边有个叫做“三工区”的工地上正在建设“阶级斗争教育成果展览馆”，高音喇叭每天上午点钟、下午两点钟准时响起“三工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不是念‘最高指示’，就是读挑战书、应战书，或者是宣扬好人好事。”
有个星期的早上，我们刚刚吃过早饭，三工区大喇叭里的几句话引起了大伙的注意“红旗飘飘舞东风，伟大的时代出英雄。解放军某部战士王振国昨天与他的几个战友又放弃休息时间，来到工地上参加义务劳动……”
大伙起把敬佩的目光献给排班战士王振国。
王振国是与我同时入伍的新兵，他在我们这批新兵最早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高音喇叭继续广播“……王振国和他的战友们挑起担子健步如飞，他们想起了挺身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想起了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的董存瑞，想起了在敌人的铡刀下宁死不屈的刘胡兰，想起了……”
广播里的话把大伙逗乐了，有个老兵用胳膊肘碰了碰王振国“嘿，干着活想什么呢？别忘了把肩膀上担子里的土倒出来！”
“我当时就想着坚持干到收工时间，赶快回来吃饭，没有想别的！”王振国“嘿嘿嘿”地憨笑着说。
第二天上午点钟，三工区工地上的高音喇叭又准时响起“三工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有个调皮的老兵学着播音员的腔调低声说“三工区王蛋，现在开始胡说……”
我们班有个新战士叫胡小兵，他助人为乐的好事干得最多，经常受到连长和排长、班长的表扬，他的缺点是有时候办事比较粗心。
胡小兵在我们班站岗放哨不到半年时间，就被调到连部当通信员了，其他的新战士都非常羡慕。
警卫通信连每个班间宿舍，战士们都睡架在木头板凳上的木板床。连队的几个干部住在间宿舍，睡在带腿的木板床上，全连干部战士共用个洗漱间。胡小兵到连部的第二天早上，早早的起了床，蹑手蹑脚地把连队干部洗脸盆的水打好，将每个人的牙膏挤在牙刷上，才悄悄地去外边打扫卫生。
我们的连长是个老兵，他在次执行任务磕掉了颗牙齿，后来安装了颗假牙。连长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假牙摘掉泡在漱口缸子里，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再安装在牙床上。
起床号吹响之后，连长在宿舍里朝着院子外边的胡小兵大声喊“胡小兵，我缸子里的水哪里去了？”
胡小后赶快跑进房间，对连长说“我把您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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