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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历史也疯狂-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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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学科是否能够建立其实还是“椟”，我们还是别忘记继续寻找“珠”吧。张先生此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者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从性质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在“代后记”里，实际上就是张先生在它处的一篇稿子（《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里，他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即“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他引用F。W。Mote的话说：“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世界观“显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会中广泛出现的人类世界观的基层”，“当我们向东穿过太平洋而找到许多在同一个宇宙观基层的上面和范围之内建造起来的新大陆的文明时，上面这件事实的重要意义便看得更为清楚”。为之张先生举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萨满教的例子。在张先生论述中国文明在美洲印第安地区的“适应性”时，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适应性”可能近似于我要求证的“同源性”。
在同篇“破裂性”一节中，张先生说：“中国文明当是由中国所代表的政治程序而自古代亚美基层发展出来的许多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张先生似乎继承了李约瑟的理论，提到了欧洲的文明是以城市为文明标志的，城市代表了艺术和优雅，但是中国的文明更替却是以政治中心为文明发展标志的。所谓“破裂”，张先生显然是指西方理论适应性上的“破裂”。
让我们回到书的正文。一开始张先生就提出了史前史“重建”的问题，并且说这个“重建”可根据两重资料，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资料”。我都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不够，主要是需要睁开眼睛向全世界索取中国史前史需要的东西，明确打破“中华文明独立说”的民族主义情结。
“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一重要问题，张先生的结论是：“中国文明演进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随，是因为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不过，对于这个文明发展的动力，张先生似乎还有别的顾虑：“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个大的课题便是它如何形成的？从‘文明’以前到文明阶段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的问题便是这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主张中国文明是外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现在既然没有人再作这种主张了，问题的解决便复杂化了①。”
在书中，张先生只是依赖神话传说与考古论证他的理论，对于其他资料，比如民俗等没有涉及。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7节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2）
下面让我们离开“主道”，进入细密的田间去拣取部分散落的“谷粒”。
我对第6页的论述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这正是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的情形，这是常见的规律，以至于《圣经》中的一个人就被直接命名为伤感的“分离”：“法勒”。对于分家的形式，或者说分家的具体方法我是比较模糊的，《圣经》上也没有做详细说明，张先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分家出去的兄弟会有三个原因：减轻人口压力，开垦新的土地，戍守边疆。
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在书中得到了答案：“（1）氏族的关系和徽号；（2）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兵士的来源；（3）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4）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5）保证他同大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庙宇，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恭顺。……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如此，中国古代也如此。其实，这个解释可能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夏商周并不在同一个区域生活这一事实颇让人难解。假如按照张先生的说法，他们是曾经被分离出去的宗族就比较好办。假如我们不能说夏商周的起源是三兄弟或者有复杂的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按照中国的典籍或者传说，加上秦嬴的祖先，确实最初是四个强人联盟，后来实际上看来像是一种轮流坐庄的形式。但这一结局，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他们曾经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这几家后来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改朝换代，也勉强可以说服大家。这几家后来很可能也中途加入了另外的政治势力，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并且通过婚姻形式来完成——古代的婚姻确实有很大的自由，但那是针对普通人的，具有最高权力者的婚姻向来都是有严密考虑，尤其是牵涉到王子身份确立的时候。三代时期能够找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例证，这一点与古埃及同。
三代时期的王室婚姻是一个重点研究项目，张先生在书中略有叙述。其中之一说到周文王之母疑为殷女。“帝乙归妹”，很可能又说明了帝乙把妹妹嫁给了文王。中国另外一个国学大家王国维特别推崇《诗经》的真实性，《诗经》里有关这段往事是这样记载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①”“王季”乃文王之父，周文王的母亲是殷人无疑，看来殷、周的和亲是肯定的了。
张先生提到中国古代很可能流行着双方交表婚制，“即一个男子可以娶父亲姐妹的女儿或母亲兄弟的女儿为妻。这种婚姻习俗最重要的证据是周代文献中保存的亲属称谓制”。
除了宗族势力之外利用道德来强化古代的政治力量，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中国古代一直是道德社会，这个道德是一种有效的黏合剂，牢牢地把中国的社会维系了近3000年。我觉得中国的道德意识是从周朝开始明显纳入政治体系内的，西方则是以宗教来挟持政治，这是两个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见下页张著原图）
顺便说说我对于一个甲骨文的解释，关于“族”的解释，张先生或者一般学者的解释是：旗帜下面放着兵器，我的看法是：旗帜下面站着一个戴尖帽子的国王。“族”首先是人，并且是首领，兵器尽管嚣张却不能代表人的存在。古埃及国王的帽子恰是尖顶的。
书中提到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多形成于周后期或者汉朝这一事实很重要，其中尤以“黄帝功绩最大”这一事实与前者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黄帝很可能是周人的祖先。至于时间，既然可以把数功归其一，当然也可以提前无数年，甚至最领先。在神话中，黄帝活动的范围一般在距今5000…3000年间，我当然倾向于后者。但是我至今还看不到需要改变我以前的一个推论：黄帝是商朝人祖先（即黄帝很可能是《圣经》里提到的“约瑟”或者“雅各”），并且“颛顼”这个名称我认为也接近“约瑟”。
另外，对中国古代社会是母系氏族的说法我一贯是反对的。我不否认在民间的生活里可以存在母系氏族社会，但是假如我们把国家政治整体考虑在内时我就不能同意。我宁愿说中国是不存在完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三代时期举不出一个女王的例子来，并且从5000年前开始的三皇五帝中也找不出一个女性！我不否认女性可能在古代占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从妇好墓中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必须承认，女性并没有在古代掌握政治决定权，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中东依然如此，此点可参见《圣经》。在整部《圣经·旧约》中，惟一出现过的女王只有一个示巴女王，另外以色列还出现过一位女士师：底波拉，其他的皆为男性统治者。无论中国神话中的“女娲”还是西方体系中的“圣母”都挽回不了女性没有地位的局面，虽然女性在古代的地位未必就很低。因为她们有生育能力，这决定了她们的神圣母亲地位。
该书第五章《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我认为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符号（文字）是我向来最注重的证据。尤其在65页，有一些规律，里面提到中国陶器上许多的“Z”、“X”，张先生似乎多认为它们是工人的姓名或族徽，我坚信它们属于宗教符号，代表着神圣的意义，放置在当时最高档的生活品（陶器）上。恰好后来看有关古埃及的VCD，也看到了陶器上面刻画了许多的“Z”，与张先生说的一样，只是我提供的照片是古埃及的①，并且是5000年前古埃及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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