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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6-风云侧记 :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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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保夭荒苡形囊罩比佟！ �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我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宗英忍泪告诉我，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了。我们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他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局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听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我还听到一位前辈文艺家颇有预见性地说：“赵丹那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人民的利益总是要放在第一位。只是他说早了。”
不久，文艺界便盛传据说来自高层领导人的一句批评：“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更厉害，说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不管是哪个版本，反正是极其严厉而且粗鄙的口吻。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有如当时的深秋气候，让人顿觉西风瑟瑟，寒意袭来。某些惯于挥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态复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条大鱼。但是，毕竟不是过去一二十年那样一两句话就能呼风唤雨的年代，人们的头脑清醒多了，文艺界虽然感到有些震动，倒也没有惊慌失措，听听也就过去。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我们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志，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我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停了一会，他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我说，我同金山没有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轻轻摆摆手：“我跟他说一下。”这种“转弯”的文章不大好写，但金山很快写成，寄来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
综合二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2）
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到“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象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三十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作家李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伤；既有沉思，又有无奈。我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二十五年后我重新审视这几句话，仍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重读赵丹遗言，重睹他生命最后的一星火苗，仍会感到那从未熄灭的熠熠光芒。
综合二“假如鲁迅还活着”
——一首纪念鲁迅诗引起的麻烦
1980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四周年，我们在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诗《假如他还活着》，作者是浙江绍兴五中的教师章玉安，诗不长，只有二十四行：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
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
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
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
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
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
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
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
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他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
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较多的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这篇普通的读者来稿，引起了当时文艺部诗歌编辑徐刚的注意。按编辑工作惯例，四十四周年不是逢五逢十的整年，副刊发不发纪念诗文都无所谓。但是徐刚从来稿中看到这首很不平常的诗，如同在泥沙里发现金粒，立即挑出来，只在文字上略作修饰，就交到主编手里，并且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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