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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的爱-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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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笑的爱》中，这种多样性是显见的，每篇表现一个故事，一些人物和一个单独的世界，七篇故事可以很好地依靠自身存在，可以像阅读七篇完整的作品那样阅读。即使在《座谈会》和《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理解起来也无需相互参照。但是，多样性——它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的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远远超出所讲述的这些故事的惟一层次。这种多样性成为叙事自身的特点，而叙事的方法和方式，从一篇到另一篇，则在不停地变化。
头两篇，《谁都笑不出来》和《永恒欲望的金苹果》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这第一人称，在第一篇中是主角的第一人称，而在第二篇中，是马丁的朋友的第一人称，我们可以称之为配角的第一人称。在随后的四篇小说中我们转入第三人称。但是在这四篇中也同样，相对于情节来说叙事方远不是一直占据同样的位置。在《搭车游戏》中，叙事者是讽刺的和福楼拜式的；而在《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中，这种叙者事者变成契诃夫式的， 在这篇小说中，叙事者非常接近人物的视点，以至把自己分成两半，就如同人物被分裂了一样。在《座谈会》中，我们说，叙事者保持在最低限度中：一言不发，以把空间留给人物的话语，它仅限于像一位叙事戏剧的舞台监督那样行事，戏剧和叙事非常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这样的例子。
专家书评专家书评（3）
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小说集的最后一篇《爱德华和上帝》。在这里，叙事的主要部分以第三人称出现，但再次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第三人称，接近我们在伏尔泰的《老实人》中所见到的第三人称：很吃力地隐藏一个放肆、狡狯的“我”，第三人称在作品中不能约束这个我到处自我表现（“我应该提醒注意……”；“另外，我应该补充说……”），甚至藐视书中人物，直接同读者对话（“但我请您……；“请相信我……”；“啊，女士们，先生们……”）。这些修辞的效果，我们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它们一直就属于短篇小说的艺术。在文本的结尾部分，人们渐渐听到另一个声音，它这次以第一人称复数表达，而它的介入，事实上凝固了行动的进展，并启动了叙事的另一种形式，沉思的形式：“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声音说，或者，“让我们在这儿停一下……”。无论它多么谨慎，无论其使用在这儿显得多么羞怯，这种叙事方法仍然构成《好笑的爱》的手段之一，无论谁，读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者《不朽》，都知道这种手段是多么重要。
多亏这种与内容的多样性同样出色的形式的多样性，阅读像《好笑的爱》这样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就是参加一次想象力和精湛技艺的盛会。我在第一篇小说中不能预知在第二篇中将看到什么，同样，在第二篇中也不能预知第三篇，很快，越是往后读，我就越是变得准备接受一切，只等待该出现的那篇小说的一件东西：它将是另一件东西，它要实现一种不一样的叙述可能性，但这一可能性却跟以前的可能性一样漂亮，一样出人意外。小说集的线性轴，总之，如同即兴演奏的轴，由惟一的惊讶，由新事物的喜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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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即兴演奏不足以形成短篇小说集，特别是它不足以完成短篇小说集，并把它构成一部作品。除了多样性，还需要有其他东西，甚至需要与多样性相反的东西：一个足够强大的统一性，从而把小说系列聚在一起，并让这些小说显得像非常协调和完整的一个整体的各部分。短篇小说集的这种整体的统一性，并不损害叙事的独立和每篇小说个体的统一性：统一性重叠，统一性原地安排更广阔和更复杂的作品的上层建筑，通过它，这些短篇小说可以相互沟通，不管（或超出）把它们区分开的多样性。这样，一部短篇小说集的美是一种悖论的美：它同时存在于多样性和统一性之中，也就是说在一个系统的和谐中，这个系统允许，甚至要求系统自身的每个构成因素的自由。
以往，读者借助作者镶嵌他们的故事的“框架”，一下子就看到短篇小说集的统一性。就像我们在《十日谈》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讲故事人那里，甚至在《一千零一夜》中见到的，这种框架式叙述同时保证了结构的平衡（短篇小说布局和叙事者交替必须遵从的法则）和主题的延续性（通过这些“聊天者”提供的讨论和解释）。因此，读者在对故事系列爱不释手的同时，也住进了作品自始至终所在的同一个空间。这种模式，我们甚至可以在莫泊桑的一个短篇集（《蠢妇集》）中见到其影响，但不久却变成累赘和套路。它也因此相当快就消失了（卡尔维诺在他的《交叉命运的城堡》中出色地复活了这种样例），从《惩恶扬善故事集》 起，被我们现在知道的形式替代，在这种当今的形式中，短篇小说集的统一性一方面依然作为一种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更多让读者参与的一些方法，以更微妙或者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方式实现。事实上，正是被抹去的框架结构，自此承担了暴露各短篇小说之间联系的桥梁，并随着阅读重建作者曾构建的大厦的平面的任务。
在像《好笑的爱》这样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中，这种统一性的某些归纳手段表现得很明显。第一，也是最简单的，在于扣在整部作品上的惟一题目的选择，它可以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各篇小说汇集在其中的那个共同的语义空间。这里，做得最漂亮的是，这个题目——《好笑的爱》——同时说出了短篇集相互矛盾的两个本质，统一性和多样性：统一，因为虽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篇小说，但仍然适合所有小说；多样，因为，很简单，题目中的“爱情”用的是复数，这是昆德拉所有叙事作品中的惟一一个。
另一个手段是，它用“搭扣” 把每篇小说和另一篇或者另外多篇小说联系到一起。搭扣有时可以是人物，有时是情景，有时更是思考或者主题动机，这些主题不断复现在短篇集（也在读者的记忆）中，编织了一张交流和反馈之网。哈威尔大夫在两篇小说中的出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如，在《座谈会》中，弗雷什曼的女朋友就像《谁都笑不出来》中叙事者的女朋友一样叫“克拉拉”。同一篇小说中，名为“撒尿”的一节让人联想到《搭车游戏》中的段落，而《搭车游戏》与它前面的一篇（《永恒欲望的金苹果》）的联系是度假的气氛和汽车旅游的主题动机。还是在《座谈会》中，死亡的出现（哈维尔被比作“带走一切的死神”，而伊丽莎白的“自杀”，就如同这一隐喻的效果，哈威尔认为它是“跟投入到一个情人的怀抱中那样，投入到死神的怀抱”的一个未遂行为）连接了正好叫做《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的下一篇小说。
其中一些动机，因为复现频繁，是名副其实的主导主题。不同年龄的性伴侣对峙（或者争斗）的情景尤其如此。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尽管《好笑的爱》的人物几乎从来没有完整的名字（仅用一个名字或者姓氏表示他们），甚至无名无姓，尽管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容貌，他们的年龄却总是很明确（或者至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猜出来）。然而这些情侣往往倾向于聚合年龄差距相当大的人。有时是男人更老：《谁都笑不出来》的叙事者比克拉拉年长十三岁，《永恒欲望的金苹果》的马丁是娶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四十多岁的人；《座谈会》的主任医师是位秃顶的老先生，他的情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漂亮女大夫，而老哈威尔娶了一个女演员，“漂亮，令人赞叹，比他年轻得多”。有时女人更老：《座谈会》中的伊丽莎白和弗雷什曼；《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中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和她的情人，《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中的弗朗蒂丝卡和男记者，或者还有《爱德华和上帝》中的塞查科娃同志和爱德华。
人们轻易就能举出大量同形的例子，这些同形使短篇集的不同部分相互联系。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个重要的细节：复现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重复。同一个动机或者同一个情景在从一篇小说流动到另一篇小说时，不断经受着形式或者意义的改变，这些改变让人们每一次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动机或者情景，因而这些小说，通过它们藉以在短篇集的空间中相互呼应的这些联系，最终发展到相互表示内涵，并通过这点，获得一种附加的含义。一个说明就足够了。我们在《好笑的爱》中至少看到三处脱衣服的场面：《搭车游戏》中年轻姑娘的，《座谈会》中伊丽莎白的和《爱德华和上帝》中女校长的。这三个场面中，伊丽莎白的“伟大的脱衣舞”尽管没有脱掉衣服，却无疑最撩人，也最悲伤，如哈威尔所言，因为它事实上体现了一种哀求：伊丽莎白请求他人看到漂亮的和有诱惑力的她，就像她看到的她自己一样。然而，《搭车游戏》中的年轻姑娘的裸体也向她的男伴提出这样的哀求，但为的是让他不再把她看成她所不是的那个女人，为的是让他最终还给她平常日子里每天的衣服。至于塞查科娃的裸体，里面无疑有一些漫画手法，因为，除了突出人物身体的丑陋外，远没有显露出任何东西。但是，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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