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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扬明-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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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善更是面如死灰一般地瘫软在椅子上,不住嘴地说:“完了全完了半生积蓄,荡然无存,完了全完了”

    “够了!”洪七爷大吼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让朝廷给坑苦了,如今也只有认这个栽了!通知下去,各店铺立即开市,粮价每石”他犹豫了一下才下定决心吼了出来:“每石四两!”

    “四两?”有人惊呼一声:“大东家,四两一石是不是也太低了?”

    “低?”洪七爷怒道:“不是朝廷要加紧调运江南漕粮,英国公会将自家府上的存粮寄卖出去?京城各大粮行存粮有三十多万石,各位王公侯爷府上还有四五万石,合计达四十万石之多!这些粮食一下子全抛出来,不出两天,只怕二、三两都没人买!再等到江南漕粮一运抵京师,我们二两银子的本钱只怕也难保!”

    有人也附和着说:“大东家言之有理,四两银子当然和以前没法比,但如今情势也不是以前那样子了,反正还有一倍的利,少赚一点而已。”

    “对对对,昌隆号一动,各大粮行都会跟着开市,虽说少赚一点,官府却不好再以囤积居奇问罪,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马德善还在念叨着:“完了全完了两千两银子,本可翻做八千一万两的,如今如今只有四千两了”

    洪七爷正在心烦,对他也就没有往日那样客气:“马老爷,只三五个月,便是一倍的利,我们这些人经商几十年,这样的好运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呢!”

    马德善回过神来,想想自己一介士人,还有举人的功名,竟在这些商贾面前流露出贪财好货的心思,顿时脸红了,嗫嚅着说:“是是是,君子重义,小人逐利,区区身外之物,何足挂齿,何足挂齿”话虽如此,想到自己那两千两银子,他还是肉疼的紧,就又哭丧着脸说:“洪老板,可不敢再耽搁了,若是各大粮行都开始抛售存粮,只怕一倍的利也保不住啊!”

    果然让马德善言中了,昌隆号一动,本来都在观望的各大粮行也都不敢再犹豫,纷纷开市售粮。为了竞争,他们都采取了和裕丰号一样的策略,将粮价压低抛售。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下子被投入市场的粮食可不只是他们预计的四十万石,更有大量来历不明的粮食涌进粮市。三天之内,粮价就从四两一石一直降到了一两半一石,即便如此,也还有很多存粮卖不出去,那些粮商的肠子都悔青了,整天面对着粮店堆积如山的粮食犯愁,却是哭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到了第四天,官府贴出告示,称江南漕粮一时运送不上来,为了年节犒赏九边军将之用,朝廷将以每石一两的官价收购各大粮行的存粮,以三日为限,逾时不售者以囤积居奇论罪。那些粮商哪里还能等得到三日之后?他们象是捞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将积存的二十万石粮食全部卖给了朝廷。

    当初鞑靼犯境,仇鸾不战而降,那些粮商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都斥巨资从外地突击贩运粮食进京,想趁着战乱大赚一笔。可是大战一起,朝廷就明令各大粮行限价销售,虽经如马德善这样与粮商有勾结的官吏们以“维护百姓生计”为由多次劝说,顺天巡抚王世恩上疏奏请朝廷准许粮价上浮至每石八两银子,但与粮商们期望的价位还有很大差距,就命店铺关门歇业,将粮食囤积起来以牟取暴利。谁知等来等去,却等到了这么个结果,刨去本钱,顶好也只是不赚不赔的局面。至于为何如此,除了悔恨自己太过贪心之外,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其他的理由。

第六十八章针锋相对() 
由吕芳转呈海瑞进献皇上的一块荷叶米粑,使朱厚熜深切地感动到了眼下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粮食危机,一来时已隆冬,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们若是再吃不饱肚子,只怕要饿死人。堂堂天子脚下、京畿重地,若是饿殍遍地,朝廷颜面何在?二来京城数百万百姓,有几户人家吃得起二十两银子一石的粮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百姓无以为食,势必怨声载道,朝廷若不赶紧想办法平抑粮价,民怨沸反之下肯定要出大乱子。大战初定,京师若再乱了起来,社稷堪忧。因此,他不得不动用户部掌握的军储,与那些粮商打了一场没有硝烟,没有流血,却一样惊心动魄的粮食之战!

    这场粮食之战,朱厚熜完全模仿的是后世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新政权在大上海与不法投机商之间进行的那场“黄(粮食)白(棉纱)之战”,即先是提高难民的赈济口粮标准,并动员英国公张茂等公侯之家将存粮寄卖,引起粮商恐慌性抛售;继而动用朝廷储备的军粮投入粮市,造成粮市的饱和,轻而易举地将粮价砸了下来,然后再以平价收购粮商囤积的余粮,补充军需。至于由厂卫遍布京师的番子暗探放出大量诸如江南漕粮即将运抵京师等消息,则是他的即兴发挥,事实证明,此举也对此次粮食大战的全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抄那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不法粮商的家产以为国用,当然也是可以的,但这样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一来势必严重打击中国脆弱的商品经济,不利于刚刚出现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二来京师甫经大乱,百业凋敝,抄了粮商的家,其他行业的商人势必会有兔死狐悲之感,更不利于尽快安定人心,恢复生产;三来京城还有数百万居民,这些人日常生活所需还需要那些粮商来交通南北,调剂有无,若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短时期内就必须由政府承担起粮食供应的职能,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即便是实行战时经济体制,对粮食等重要民生物资实行统购统销,谁又能保证这中间不会滋生腐败?

    经过再三权衡,朱厚熜还是决定只用纯经济手段,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解决粮食危机,虽然取得了全胜,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据户部测算,此次粮食大战,朝廷虽然收购粮商手中存粮二十万石,但前期投入粮市的军储却有近四十万石之多,朝廷粮储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二十万石。此外,八十万难民的口粮标准由每人每日四两提高到八两,朝廷每日支出将增加一千二百石,以半年为期,朝廷要多花二十万石粮食;这还不算暗中补贴给英国公张茂等人的近五万石粮食。通算下来,朝廷花了二十万两银子,还要多支出四十多万石粮食,简直是赔了大本!

    这些还都是那些通晓一点经济之道的官员们的意见,绝大多数的官员根本就想不到去算这个账,在他们看来,粮商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本就犯下了不赦之罪,直接抄家拿人了事,何必大费周章地搞什么平抑粮价,倒让那些不法粮商赚了朝廷的银子!

    面对至今还不知道江南叛乱之事的朝臣们众口一词的质疑,即便是一意逢迎君上的严嵩,搅尽脑汁也只帮皇上找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民富则国强,民竭则国衰,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其二,人无信不群,国无信不立,朝廷不可失信于民。

    这样苍白无力的理由连严嵩自己都说服不了,自然不能平息朝臣一片指责之声,多亏顺天巡抚王世恩适时向朝廷递上了万**名上呈的谢恩表,每日更有络绎不绝的难民在端门之外叩谢圣恩,哭声闻于禁中,那些官员亲耳聆听百姓颂圣之声,无不感动莫名,得失论争才稍稍平息。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鞑靼终于循来路退回了塞外,戚继光带着营团军骑营回到了京师,随他们一起回来的,有大批自江南和山东、河南诸省逃回京师的官员和豪强富户。江南叛乱的消息象一个炸雷一样震动了京师——

    据那些逃回来的官员奏报,江南局势已极其恶化,叛军经过前期因争夺权利而引起的内乱之后,已经稳定下来,先前最早倡乱举事的荆王朱厚纲不知所终(或许已死于内部争斗),实际执掌大权的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君、操江总督诚意伯刘计成和南直隶锦衣卫指挥使信国公汤正中等勋贵按“立君以亲”的祖宗家法,推举目前朱明皇族之中亲疏伦序最为接近的宪宗第六子、建藩国于江西建昌府的益王嗣子,嘉靖的堂弟益庄王朱厚烨就任监国——因北京毕竟还有一位垂治天下已二十三年的正统皇帝,益庄王朱厚烨虽以太子之礼被迎进南京,却终归还是不敢堂而皇之地称帝改元。天地之事拗不过一个“理”字,当年的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打下南京之后才敢登基为皇,打着维护春秋大义、祖宗成法旗号叛乱的藩王勋贵自然不能在如此重大之事上违背道统理念!

    江南叛军以南京守备及被收买的湖广、浙江两省卫所军为主力,胁裹大批民众为壮丁,号称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自南京兴师北上。叛军兵分两路,主力自凤阳、徐州向河北进发,另有一路进攻河南。山东、河南两省卫所军奉诏进京勤王,剩余为数不多的守军都是老弱疲敝之师,根本无力抵抗,致使叛军一路打到了山东衮州,兵锋直逼河北的门户——大名府。黄河以南各省,除却西南三省和两广、福建以外,均为叛军占据。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仓促兴师,军需后援不济,加之南方兵士不耐北地严寒,叛军攻到山东时已是强弩之末,不得不停了下来。其后两路大军合兵一处,又退回徐州休整,准备来年春暖之时再大举进攻。

    在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叛军还以监国朱厚烨的名义向朝廷上疏,抨击嘉靖失德乱政诸事,要求其逊位以谢天地祖宗、百官万民。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听到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自幼受圣贤教诲,满脑子“忠君报国”之念的文武百官无不愤慨之至,恨不能将那些乱臣贼子食肉寝皮而后快。朝野上下迅速统一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认识,先前一切关于议和,以及平抑粮价等一切问题的指责、猜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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