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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扬明-第4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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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待发的朱厚熜见火候已到，便召见了严嵩，君臣二人在东暖阁密议了许久。嗣后，他将海瑞那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发回内阁拟票。不到半日，内阁便送来了严嵩拟的票，要旨有四：
其一，设御前办公厅，督办海市钦使高拱与大理寺丞严世蕃调任办公厅正四品协办，行走御前，参赞机枢；并从翰林院遴选数位庶吉士为办公厅秘书，伺候笔墨；
其二，收回司礼监批红之权，小事由内阁会同五府、六部等有司衙门处置，每三日由内阁辅臣于朝会之上陈奏政务得失，定期列出祥单呈送御览，并报办公厅备查；大事御前奏对，恭请圣裁；
其三、内阁设资政一职，与首辅并列，位在各位阁员之右。内阁资政不负责具体政事，却对内阁庶务有举劾及提请交付朝臣集议之权。委任前首辅夏言为内阁资政；
其四，撤裁东厂，所属职官番役一律并入镇抚司，镇抚司由司礼监太监会同锦衣卫指挥使共掌。
皇上将海瑞那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明宣诸臣之后，满朝文武就知道圣意已决，对于其中第一、二、四条早就能猜个**不离十；甚或从严世蕃高中制科第一和高拱进献番薯都被皇上明发邸报予以褒奖，朝臣们都能猜到他们即将为皇上所大用。而且，对于第四条将东厂明撤暗留，并入镇抚司，朝臣们也都能想得通：终究能让皇上放心的，还是那些家奴，内阁事权实权加重，皇上不防着那些阁臣一手？
惟有第三条增设内阁资政一职并起复夏言担此大任，却是满朝文武都未曾想到的。因此，乍一听闻，他们无不为之震惊不已，但仔细想想，却又觉得皇上的安排简直妙不可言：夏言不惜背上天下骂名，辅佐皇上一力推行嘉靖新政，居功甚伟，尽管京城出了薛、陈谋逆夺宫的大乱子，但夏言毕竟只是负有失察之罪，皇上震怒，让他停职休养没错，可一直把他闲置起来也不是个事儿；而严嵩柄国两年来，朝政并无重大过错，更辅佐皇上平定江南叛乱、严厉惩治江南乱臣逆党，以及废弛海禁、开立马市海市，朝野上下多有“中兴名臣、太平宰相”之风评，于情于理，皇上都没有将他弃若蔽履、另择贤能的道理。
当然，还有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却不便明说的理由：加重阁权之后，内阁首辅已隐隐有前朝宰相之权势，若不加以钳制，势必会出现统领百官对抗皇权的权相；而若论钳制内阁首辅严嵩，放眼大明朝野，谁能比得上几度入阁，并与严嵩恩怨纠结一生的夏言！
满朝文武大致能揣摩到圣意，但他们却没有想到，夏言能再度复出，还是拜陈洪所赐——他呈送给皇上的东厂番子暗探辛辛苦苦搜集到的那些朝廷要员“不轨言行”非但没有让朱厚熜心生疑虑，反而使他更看清楚了一个人，便是前任内阁首辅夏言。
通过这两年的对比，朱厚熜感到，夏言和严嵩两人都是治国之才，虽然夏言不如严嵩那么听话，但无论是操守还是品行，夏言都比严嵩要强上许多——别的不说，就拿这次抑制宦官、加重内阁职权之事来说，不是至公无私之人，也不会象他那样虑事行事只从国家利益出发，丝毫不考虑一己之私利！
不过，若是将夏言起复，按照明朝内阁“先入阁者为长”的规矩，他理应复任首辅，这就让朱厚熜左右为难了。
严嵩接任首辅之后，各项政务打理的井井有条，尽管他伙同其子严世蕃有贪墨纳贿之情事，却没有影响到国家大政方针的推行，反而在帮助商人争取合法地位、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没办法，那些不受贿的清流官员一时还无法改变“士农工商”的封建流品观念，死抱着“农耕为本”的祖制不放，不会支持开海禁、开互市，更不会赞成给予商人一定的政治地位，如何能领会圣心之深远？
此外，这几年里，朱厚熜锐意改革，实行了诸多富国强兵的新政，并废弛海禁，开立马市、海市，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他自己也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已经根深蒂固，要想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今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已，要继续推行改革，就必须集权。严嵩一贯以柔媚事君，无论朱厚熜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他也不会公开顶撞——这次将海瑞的奏疏封驳退回既是一个特例，更是为了向皇上表示自己绝对没有窃权自用的野心。对朱厚熜来说，严嵩这个既能干，又不象夏言那样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道德底线的内阁首辅是不可或缺的。
思虑再三，朱厚熜决定增设内阁资政一职，并将此重任委于夏言，一来可以牵制严嵩，不让他有专权擅政的机会；二来也可以让夏言这样的经天纬地之才继续发挥为国家余热，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为了安抚惊恐不安的严嵩，更为了让他能死心塌地地继续卖命，朱厚熜让严世蕃与高拱一起进了已被官场中人称为“小内阁”的办公厅任职，在办公厅中早早就埋下了新一辈朝臣党争的根苗——对于封建王朝永远也根除不了的朋党政治，朱厚熜是既恨之又爱之，恨只恨那些朝臣时常囿于党争而贻误国事，总是不能团结一致向前进，更影响到了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爱则爱在正因朝堂之上朋党丛生，他这个皇上才能借力打力左右逢源，将朝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加重了内阁事权实权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效率不效率的也只好放在一边了。
第六十九章尘埃落定（）
嘉靖二十六年大比注定要载入大明史册，先是皇上史无前例地增开了时务科；接着又搬出了李唐制科取士的旧制，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明经科取中的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杨继盛，上呈了一副流民图，立刻掀开了足以震惊朝野的山东莱州大案；最后，则是一个小小的制科进士、正七品的卸任知县海瑞上呈了一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把天都捅了个窟窿，令朝野众人为之眼花缭乱，更为之瞠目结舌。
经过一连串的激烈的幕后交易、斗争和妥协，这场由嘉靖二十六年大比引发的朝政风波终于尘埃落定了。
不用说，文官集团在此次风波中收益最大：全面打击了一向与之抗衡的宦官集团，更获得了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权实权。
文官集团不是铁板一块，分到的彩头也就有大有小，但仔细掂量，竟是难分高下，满朝文武不得不佩服皇上驾驭群臣的帝王心术。
表面上看，最吃亏的是夏言一党，山东一省从巡抚、布政使到州官县令，杀的都是他们的人，还搭上了一名监察御史。但是，这些与党魁夏言强势复出，出任前所未有的，能与内阁首辅并列朝班的内阁资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夏言刚被起复就奉旨巡视江南，严嵩趁朝廷平定江南叛乱，急需大批官吏补任之际，安插在江南各省府州县的官员都如丧考妣，平日仰仗自己是当朝首辅的人而目空一切的嚣张气焰顿时都收敛了，规规矩矩地理事办差，不敢再动任何歪脑筋。
与他们一贯在朝局政争中骑墙的态度一样，徐阶一党在这场由山东莱州惨祸引发的朝政风波中既没有得到明显的好处，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失，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夏、严两党鹤蚌相争，徐阶一党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之人——新科三鼎甲张瀚、殷士儋、王崇古三人与数位新近馆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新科进士进了办公厅任秘书，侍奉御前，官职不高，能量却着实不小，日后封疆入阁，前程自然不可限量。作为他们座师的徐阶，有这些身为天子近臣的门生抬轿子，还怕日后不能晋位首辅、执掌权枢？尤其是徐阶年齿比严嵩小二十三岁，比夏言小二十一岁，有这样的年龄优势，熬也能将这两人熬死！
得益最大的是严嵩一党。其中严世蕃已跻身朝政中枢，又从遍布两京一十三省、几乎占据所有重要职务的夏党手中抢到了一省的巡抚、布政使之位。战果不可谓不辉煌，但严嵩与徐阶原本已密谋要借山东莱州惨祸打击夏言一党，即便不能说服皇上令退而不休的夏言致仕还乡，也要一举扳倒朝堂上夏言的代理人内阁次辅李春芳，却不曾想被一个小小的制科进士海瑞上呈了一份足以震惊朝野的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打乱了阵脚；更被朱厚熜看破了他们的用意，借海瑞这份奏疏扭转了朝臣关注的方向，顺势从制度上根除了宦官干政之弊，表面上是维护朝廷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之大局，其实是趁机建立起了自己的朝政班底御前办公厅，为日后架空内阁，全面掌控朝政之权埋下了伏笔。
尤其是，在遴选官员补任山东巡抚、布政使之事上，更让严嵩再次深刻地领教到了圣上天心之深不可测。
山东布政使出缺之后，朱厚熜对于内阁和吏部拟定的由吏部文选司正五品郎中高万才升任并无意见。
周天佑虽说是严嵩的门生，但为人似乎还算清明持正，身在主管天下文官升迁任职的文选司任郎中，相对于在中组部干部司任司长，家里穷得连个四人抬的轿子都坐不起，坐的还是二人抬的小轿，对于师相严嵩也并不是一意逢迎，还屡屡违逆严嵩的指令，弄得严嵩很不高兴，赶紧把他打发到外省任职。
说起来，高万才由正五品郎中升任从三品布政使是受恩师严嵩提携，大大地跨上了一步，可按官场“热锅冷灶”的说法，他可就是从天字第一号的热锅跳进了冷灶里——一省之藩台掌管一省钱粮赋税，虽说也不是什么清水衙门闲散官，但上有巡抚压着，所承担的征收解送赋税一事责任重大又极其繁琐，其辛苦可想而知，与主管天下文官升迁任职的文选司郎中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说他是被明升暗降也不为过。
不过，内阁与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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