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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我来自未来-第7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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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中,我看到了很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这里的农民在当地红党组织下很热情于公共水利、道路、公共建筑的建设,虽然这里的农业也因为天灾的问题收成不好,但当地的农民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都坚信有红党在就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我甚至在农村中听到他们要捐献粮食到前线去,还有少吃一口饭,救济沦陷区的口号,他们似乎天然的认为被日军侵略地区的中国百姓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应该得到他们的帮助,这使我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力量,这样已经觉醒的民族是难以被外力征服的。

    良好的组织和先进的工具以及生产方式使得当地的农业生产进入了良性发展,而且这里的乡镇还以集资的方式来建立了很多小型工厂或者作坊,这些工厂51%的股份是红党政府、乡镇府、当地的百姓,剩下的由工厂负责人认购,他们已经有了审计制度,只要工厂赚了钱,当地所有人都会受益,这使得当地的百姓对这些工厂很支持,这些小工厂集合的工业力量并不小。但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现代化的大型工厂。

    这简直是个奇迹,我看到了有钢铁厂、机械厂、化工厂,他们可以自己生产现代武器和其他工业品,他们的工业实力在不断的壮大,当然,其中有很多的美国工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到了这里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我特地询问过,这些工人大部分都是开战前就进入中国的,当时的中国红党用所有的贵金属让几个中国商人去国外帮他们招聘技工,当时他们连饭都吃不饱,这是难以想象的远见,相比而言,重庆的工业水平我认为已经落后于延安,而且重庆似乎对重工业并不感兴趣,这是我难以理解的。这使我认为重庆政府似乎并没有一个做为大国政府的胆魄和野望,当然,这也许和苏联政府重视重工业有关。

    做为他们工业水平的证明是,他们已经可以自行生产大部分的轻武器,我看到了有他们工厂印记的步枪、机枪、迫击炮,甚至还有战防炮这样的利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日军对付红党武装总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军队,而是有着完善后勤支持的势力。

    最后,在货币上,由于约定,红党武装并没有自己的银行,但他们开遍整个华北的光华商店给了他们另外一种解决办法,仿佛什么都买的到的光华商店有一种代金券,这种代金券是红党根据地中最为好用的货币,比金银还要好用。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发行这种代金券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保证金,这在金融上几乎是不科学的,但是这就是事实,我们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中国红党已经完全得到了当地人民的信任,这种信任就是他们发行货币的凭证。

第五百三十四章 漫游西行(五)() 
经济上的延安与重庆向比还有太多的不同,但如果这些可以说是因为红党的主义与制度更加适合战争的话,那么他们两地的政治生态就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吃惊。

    重庆政府是包括延安在内所有中国实力派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但是很有趣的是,重庆政府的权威并配不上他中央政府的名号,到现在为止,除去日军、红党武装占领的地区外,依旧有新疆盛世才、滇军龙云、西北马家军等大量军阀势力对于重庆的军政令阳奉阴违,即使在重庆国民军中,也是派系林立,他们在对日作战上经常会因为不是自己体系的部队而互相不救援,在民政治理上也会对不是自己体系的人进行刁难。

    当然,重庆政府已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但我看到的整改是非常不可复制的,他们是在利用此时特殊的抗战时期,对各地非中央政府势力安插人员,我不知道到了和平时期,重庆中央政府是否还可以做到这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军队在得不到附近的援助后便投降倒戈到了日军那方,据说现在中国帮助日军作战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而且还在不断上涨,我说的人数并不包括在东北的满洲军。

    我个人认为蒋中介虽然对其他势力有办法侵蚀,但对红党力量用这种办法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效果,蒋中介的方法是用钱和权去做交易,这在这个东方国度是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但对于红党来说,我很难相信钱或权力对他们有效果,至少现在恐怕不会有多少效果,就在几年前,他们的主干力量还抛弃了在南方的一切,进行了一场战略转移——他们称之为长征,而当时他们任何一个人投靠白党,都会得到巨额的金钱和极大的权力。

    因此,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未来问题,只有合作建设政府这一条路,但从新四军事件来看,二党之间隔阂依旧很深,只是因为日军的存在才联合对外,只要这个外力消失,那么中国内战很可能就会爆发,我国必须针对中国这个特殊局势提前布局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谈到政治合作,红党做的要比白党聪明的多,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最大程度的和其他可以合作的人一起强大自己,我见过了他们的主席,他们的主席最喜欢用《三国演义》这本书来打比方,他说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分成三种人,敌、我、友,而一个势力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联合最多的朋友,然后坚决的打击敌人,所以红党最先提出要联合白党对付日军,在国内事务中,又提出联合民主人士对付白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红党的潜在朋友很多,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论题。

    我在前文说过的阎锡山,他原来是一个反红的白党党员,也是山西的实际统治者,他的详细资料我相信我们有一抽屉,我在和他的谈话发现他现在很支持红党的做法,愿意和红党一起建设国家,我们一开始也认为这是由于****而说出的假话,但我们随后发现并不是这样,阎锡山原来的手下还有很多在此时的军队中担任要职,甚至有一名叫傅作义的将领在军事级别上和红党最高军事领导人的级别一致。

    红党的议会——他们叫做参议会或者是代表大会的成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有红党身份的,不是红党的比红党人士还多,其中就有大量的原阎锡山的部下,这是难以相信的事实。

    一般认为,在红党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地主、资本家、工厂主的生存地方的,但在延安我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地主、资本家、工厂主虽然被批判,但并没有危及生命,在延安附近的地区,大部分的地主土地在很早前被强制收购,而在我去的山西、山东等地,那边的地主并没有被强制收购土地,而是被要求减少对佃户的租金和利息,其他资本家和工厂主大部分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支持抗日,红党就愿意和他们合作,中国红党把他们叫做进步人士,甚至有一些还是白党党员身份,红党也不强求他们退党,我在和他们交谈的时候得知,他们虽然实际已经和重庆没有了太多的关联,但也不愿意放弃白党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新的党派,他们正在联系阎锡山,希望创建一个新的政党,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这在重庆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调查后认为,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红党比白党更有远见和想法,他们更重视农民,也更重视合作,我们极为怀疑如果中国真的在对日战争后爆发内战,会有无数的白党军队在红党的合作大旗下中立。

    最后是军事上,也是我们这次调查最重要的部分,毕竟,红党和白党的恩恩怨怨要解决也是对日作战之后的事情,在我们和白红两党接触中发现,他们都认为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他们不可能真的全面开战,除非有一方放弃了对日作战。

    我们首先了解的是重庆军队,重庆军队中指挥官大部分是军校毕业的,他们中的中坚力量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系军官,而最上层的军官也大都是军校毕业,这点和我们西方军队很相似。

    但他们的士兵却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士兵和基层军官大部分都没有军校经验,甚至说很多士兵以及基层军官都是文盲,他们的训练很差,只有极少数的精锐部队是在开战前征兵入伍并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其他的部队的士兵虽然有不少也是因为家仇国恨加入军队的,但其中更多的是抓壮丁或者为了一口饭吃进入军队的,这些人作战时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保命,而不是为了杀敌,这些士兵的训练也很差,虽然重庆政府为了训练新兵建立了机关制度和行为规范,甚至希望所有的新兵能接受两期合计半年的新兵训练,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新兵只接受了两三个月就被拉上了前线,只能边打边学,同时,他们的士兵学习的更多的是经验,虽然书本上都有写,但他们本就不识字,也没人教他们识字,所以他们也不会看卡尺,更别说作战地图,但我相信,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如果接受科学的培训,必定会有强大的战斗力。

    他们的基层军官学习时,对大部队的战略运作特别感兴趣,交谈时动辄军师级运动,而对基础战术动作没有兴趣,轻视规范操典,忽略小动作。他们的高层军官虽然知道这些弊端,却不知道如何改变,只能不断在会议上强调,而我看这些强调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在士兵来源上,红党武装则和重庆的国民军很不一样,他们的军队大部分都是自愿入伍的,甚至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询问是否有无法坚持敌后作战的,如果有,只要这些人承诺不出卖部队便会放他们离开并给予遣散费,这种事情在国民军中是看不到的,我认为这是军事观念上的差异造成的,红党武装相信所有人齐心协力才能打胜仗,所以不希望自己的部队中有不安定因素,由于红党武装大部分都处于日军侵占地区的后方,所以对保密也更加看重,而相比而言,重庆的国民军中要差了很多。

    和国民军不一样的还有士兵的训练,虽然都是毫无经验的农夫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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