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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大滑头-第1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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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其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盐铁论战被叫停。
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第262章 豪强()
桓宽没有就任何一个辩题作出判断或者评价,也许他想说的内容都融汇在辩论中了;也许他相信,悠悠千载,洗尽铅华,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有人说,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都是作者杜撰,《盐铁论》更类似一本小说。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滋味,读者当自有公论。通货紧缩是好事吗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
尽管贤良文学已经把桑弘羊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些在野人士根本没有可能撼动官家豪强。现在,具备掌控官僚集团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面对如此沉疴,西汉末年的历代皇帝也一定试图挽救危亡,毕竟,帝国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反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
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比如,在汉武帝刘彻鼎盛时期,别说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为富人也绝无可能。此后,汉武帝末年以及昭、宣两朝,又恰恰是统治者试图变好的时期。尤其是汉宣帝刘询,他甚至宣布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在汉武帝陵墓边上选择了一个宫人的陵寝作为墓地。
登基之前,刘询只是一个被废黜的皇族,在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强因为有钱才能强抢农人土地,农人才变成流民。直觉告诉他,没有货币,就不会有土地兼并。汉宣帝刘询于是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
所以,刘询的货币政策非常离谱。
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书没有一次铸币记录,在他对奏疏的批注中,却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话:国家没有货币,豪强也就失去了兼并土地的手段,天下自然太平。
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二十五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宣帝元康年间,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价格不足三十钱;边远地区的粮价也不过是八钱一石,土地更是降到了二十钱一亩。这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低的粮价和地价,甚至低于辉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有人将汉宣帝刘询在位时期称为“宣帝中兴”—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我要说,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货币的作用不仅仅代表生产剩余,也代表其他资产。
例如,在没有创新的时代,货币也可以代表土地价值。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如果货币不能流向高利润的创新产业,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转换为财富(也许是泡沫),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货币投资于土地→土地成为吸纳货币的重要渠道→刺激货币进一步流向土地→土地兼并→货币再投资于土地无疑,在这个循环中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
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
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地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在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产生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汉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当然,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皇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集团,只有小农才能为皇帝提供赖以生存的税赋资源。所以,从刘邦、吕后开始,汉家皇帝从来不承认超过秩级的官僚可以超量占有土地。
不承认官家豪强抢占土地的另一层意思是:郡县户籍是给定的,税收不可能减少;豪强抢占土地,法律却不承认事实,豪强当然也就不用为这些土地缴纳赋税。
问:这些赋税从哪里出?
答:残存的自耕农要替流亡的农人纳税,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宣帝年间,官府强令小农以货币缴纳赋税,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铢钱。于是五铢钱经常被凿出几个缺口以盗铸货币,两枚破钱往往才能换得一枚完好的五铢钱。按《盐铁论》的估算,汉昭帝末年农人的赋税就已经高达50%,如果加上宣帝年间的通货紧缩,黎民百姓的赋税应该占所有收入的70%以上。
结果:辛苦劳作,不能保住性命;相反,只要把土地送给豪强,也就逃掉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第263章 王莽()
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四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徙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迁七十万人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再迁三十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徙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
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民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作“九冢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属地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汉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徙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
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七亡”如下: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赋税(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民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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