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名流的情人们-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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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惟其爱才不结婚。”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安娜自言自语地说。她并不抱怨丈夫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相反，她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她甚至准备着由自己作出牺牲。　　　　
　　　　夜已深了，草席上睡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是她和郭沫若生育的儿女。她是孩子们的母亲。她可以作出牺牲，但儿女们却不能没有父亲，没有父爱。想到这些，安娜又指着四个儿女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再说话。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这样想着，他的心境随着夜境深沉下去，竟这样地不宁！　　　　
　　　　郭沫若被国内通缉；在中国已经呆不下去了；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再次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邮船离开了码头，离开了上海，郭沫若望着渐行渐远的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出了眼泪。他是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的，祖国也不是不需要他。然而他却被逼逃亡国外了。惟一使他宽慰的是：流亡，流亡，安娜始终和他相依为命。他们是贫贱夫妻，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在日本他们的生活清贫；到处奔波。辛苦劳累；而且时不时有日本宪兵的造访，盘问搜查。他们就在困境中相濡以沫；共渡难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祖国召唤着亡命海外的游子共赴国难。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迫切需要像郭沫若这样久经考验的文化战士。　　　　
　　　　然而回国就意味着和相依为命的安娜再次分别。在中日全面交战的时刻，这次分别更不比往常，还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够重逢？　　　　
　　　　当郭沫若下决心别妇抛雏毅然归国时，虽然事先也曾与安娜商量，并得到安娜的同意和支持，但临行没有告诉安娜，为的是怕亲眼见爱妻悲泣，而改变心意。　　　　
　　　　因此当7月27日黎明前四时，郭沫若轻声起床，他给安娜及四儿一女分别写好了留白，打算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写完扫视全室一遍，四子一女，都在酣睡中，安娜被惊醒，还不知有极为巨大的打击立刻要临到她的头上。她扭开电灯，靠在床头上低头看书，郭沫若走近她身边，轻轻地吻了她一下，热泪立即涌泉般淌到诗人的面颊上。“安娜！”他心里叫着，差一点儿喊了出来。　　　　
　　　　安娜不知道郭沫若的用意，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卷。　　　　
　　　　郭沫若心肠硬了一硬，转身走出寝室，赤足穿着木屐走下庭园。身上仍穿着那件居家的和服，里面只有一件衬衣，一条短裤。这绝不是出门远行的打扮，只是到外面散散步罢了——他想要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今番出门是别妇抛雏，独自远走高飞。当时“残月在天，零露在田”，他悄然离家。　　　　
　　　　那一天早晨，安娜起床后见到了郭沫若留给她的信，知道他已经走了。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好像颇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安娜心里难过极了，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想起昨夜的情景，她悟到了郭沫若说的“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那句话和印在她额上的亲吻，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诀别。她惟一能宽慰自己的是：应该嘱咐的，她都已经告诉郭沫若了，那就是她对丈夫的临别赠言呀！她是支持郭沫若回国抗日的。　　　　
　　　　回国后，他接到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潜离日本后，日本宪兵就把安娜和长子拘捕起来达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同时四个幼小子女在乡，也常遭到无赖的袭击。得此信后他的心犹如刀割油煎，曾写一首七律抒发了那时的心情。　　　　
　　　　之后，两国的交战使他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上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第二部分当代作家　郭沫若（4）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1938年，抗日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于立群取道香港准备去陕北，再次与郭沫若见面。出于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信念，她下定决心与其旧友分开，决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同居。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长的郭沫若决定与于立群补办婚礼。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郭沫若这样的文人经常受到攻击和凌辱，有时是报刊文章，有时是黑势力流氓，于立群总是像卫士一样护着郭沫若。她爱戴他，支持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参观、视察、出国访问，参加一系列外事活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虽然在动荡年代，有过失子之痛、受凌辱之苦，但是总体说来，生活对他们是丰厚的，晚年夕阳是灿烂的。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五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当安娜知道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她心酸地说：“我走……”建国以后，安娜加入中国籍，带领儿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77年，即郭沫若谢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唏嘘叹息，难以自已了。　　　　
　　　　安娜夫人这些年来在中国，除住大连外，有时也住上海，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识的成仿吾等郭老的挚友外，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期间，正值她九旬寿诞，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回日本总只呆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她说：“我是中国人！”


第二部分白话文倡导者　胡适（1）

　　　　胡适：1891年出生于上海，当代学者，教育家，白话文的倡导者。　　　　
　　　　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一家小茶叶店。其父胡传（字铁花）是晚清台东县县令，年过48岁时续娶不满16岁的冯顺弟为填房。胡适四岁胡传病死厦门，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一手抚养成人，后又历尽艰难供养他读书。孤儿寡母，还做几个大孩子的晚娘，日日周旋诸子诸妇之间。胡适稍有过失，母亲总是怪自己的儿子；遇到不开心的事，母亲经常闭门哭泣。她希望胡适和爸爸一样，将来有出息。在母亲的教育下，胡适在家塾先后读了《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札记》等。父亲虽死了，他祖传的程朱理学世袭遗风却在胡适的头脑里一天天坚定起来。　　　　
　　　　1904年，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胡绍之从上海回家探亲，胡适的母亲提出让十三岁的胡适随哥哥到上海求学。告别故乡前夕，胡适的叔父替胡适提了一门亲事，女方是临县望族江家的女儿江冬秀。江父已不在人世，冯顺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加上江母是读书人的后裔，便应许了这门亲事。胡适连江冬秀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订了婚。　　　　
　　　　在沪期间，胡适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读书。学习之余，胡适以笔作枪，讨伐封建礼教和迷信。1906年11月16日，《竞业旬报》第三期一下子发表了胡适的三篇文章：以“铁儿”署名的章回小说《真如岛》、以”希疆”为笔名的《敬告中国的女子》和以“期自胜生”为笔名的《说雨》。《真如岛》讽刺封建家长视儿女婚姻大事为儿戏，找瞎子算命，向菩萨求签。《敬告中国的女子》抨击男女不平等，呼吁社会重视女子教育，提倡女子一不要缠足二要读书。在大上海，许多青年都追求自由恋爱，胡适也曾对个人婚姻流出不满之意，他捎信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