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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探秘-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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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掌Ｔ�1993年潜水季节到来之前，查特顿和柯勒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足够他们研究清楚潜艇最后一年的战争情况，他们研究的潜艇就是在这一年沉没的。
到1993年，柯勒收集的有关潜艇的书籍甚至可以与大学图书馆相媲美了。他将所有的书摊开放在客厅的地板上，就像一个收集篮球明星卡片的孩子。他将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借给查特顿，另一部分自己留下来看。这些书将潜艇最后一年的战事，以及在潜艇中阵亡的艇员的故事都展示在他们的面前。
查特顿和柯勒分别坐在家中的书桌前，开始从头阅读这些书籍。第一页：美国独立战争中潜艇的雏形。他们不耐烦地翻到了第二页：鱼雷是一名英国工程师于1866年发明的。他们又急躁地翻到第三页。他们急切地想知道，这艘潜艇上的艇员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他们跳过前面的章节，直接翻到了书的最后几章。他们发现数百页的内容都充满血腥。
到二战结束时为止，五万五千名潜艇艇员中有三万多名阵亡——死亡率高达55％。潜艇部队在如此高的阵亡率下还继续坚持战斗，这在现代武装部队中是绝无仅有的。潜艇部队一直参加战斗。但更糟糕的是，战争末期是潜艇艇员阵亡率最高的时期。
1945年时，一艘接到命令的潜艇——比如U857——能够完成巡逻返回本土的机率仅为50％。据统计，在那个时期，一名艇员在战争中的生命只能维持60天。那些奉命在美国和加拿大海域巡逻的潜艇全都有去无回。两人阅读了大量战争书籍，但没有任何一部分像最后几页那样让他们感触良深。当查特顿和柯勒凝视着那些尸体的照片时，他们发现自己希望战争有个更好的结尾，他们的希望不是为了纳粹或德国，而是为了那一两个艇员，为了那些将靴子整齐地摆放在神秘潜艇里的年轻战士们。当他们无法面对战争后期这些艇员们的悲惨结局时，他们就会互致电话，决定以后再也不会翻开这样内容的书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了解的人有这样的结局。
各种记录表明，战争后期的潜艇艇员们不仅仅是支撑到了二战的最后一刻，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幸存下来，但他们还是英勇地战斗到最后。盟军曾预测这些即将战败的潜艇上可能会有叛变，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盟军还希望潜艇上的艇员能够投降，但这种情况同样没有发生过。1945年1月，即使在盟军对潜艇发动了不间断的打击后，丘吉尔还是呼吁军舰舰长们不要轻视德国潜艇在海上表现出的“超级进攻精神”。正是这种想法——战败的潜艇艇员追求的并不是苟且偷生——让查特顿和柯勒将书一直读了下去。
1940年10月是德国潜艇的颠峰时期，称为“美好时光”。德国潜艇击沉了六十六艘敌舰，自己只损失了一艘。1942年上半年，德军发动了对美国东部海岸美国军舰的突然袭击，称为“鼓点行动”，这次行动被视为德国潜艇战的又一次“美好时光”。这次行动中，德国潜艇就潜伏在美国海岸的附近，艇员们在甲板上就可以闻到森林的气味，看到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甚至可以听到美国广播电台播放的爵士乐。在“鼓点行动”开始的几周里，德国潜艇使用鱼雷对毫无防备的船只进行了一次大屠杀。尸体残肢、汽油、船骸让美国东部沿岸一片狼藉。五个月之后，德国潜艇仅以六艘潜艇的代价就击沉了美国海域的六百艘船只，这使美国海军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潜艇返回德国时，德国港口彩旗飞扬、鲜花舞动，到处都是欢迎英雄归来的漂亮姑娘。丘吉尔曾写道：“战争时期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就是德国潜艇的威胁。”潜艇就像会隐身的大卫一样，时刻威胁着巨人歌利亚的安全。
但是美国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美国海军大量使用护航舰。这是一种古老的海军战术，使用军舰保护一队一起航行的船只。这样，当德国潜艇攻击盟军船只时，护航舰就会赶到现场，对潜艇进行追击。随着护航舰的增加，潜艇击沉盟军船只的期望变得非常渺茫。
来自美国各大实验室和大学的科学家最终参加了战争。他们提供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雷达。即使在黑夜或暴风雨中，装备了雷达的飞机和船只也可以探测到浮出水面距离很远的潜艇。长期以来，潜艇在水面作战时一直占有主动地位，因为它们在下沉的时候速度比飞机或船只航行的速度快得多。但现在，它们突然发现盟军飞机总是像会魔法一样突然出现在空中。起先德国潜艇部队的总指挥卡尔·邓尼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雷达的巨大威胁。他的潜艇不断被击沉。即使当德军完全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潜艇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它们只能躲在水底，但这样虽然使它们避免被雷达探测到，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它们追击甚至躲避敌人的速度。
水下的环境同样充满危险。如果盟军的船只怀疑附近有潜艇，它就会使用声纳——声波定位仪——进行探测。一旦声纳对潜艇的金属外壳有所反应，潜艇就逃脱不了死亡的厄运——在水下无法逃脱敌人的打击，而冒险浮出水面作战就会变成瓮中之鳖。
潜艇主要依靠无线电与总部进行联系。盟军的智囊团抓住了潜艇的这个弱点。他们开发出一种无线电侦察系统，称作高频率侦察探测设备，使用这种设备的盟军船只可以轻易地探测出潜艇的位置。如果潜艇使用无线电——即使使用无线电汇报天气——它也等于是将自己的位置直接报告给了敌船。遇到这种情况，盟军会毫不迟疑地派遣舰队围捕暴露的潜艇。
但是盟军对德国潜艇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对德军密码的破译。从战争之初，德军就使用了名为“爱尼格玛”的密码机将所有通讯内容加密。这是一种四四方方的打字机模样的设备，可以编辑出数百万种不同的密码。德国高层指挥人员坚信“爱尼格玛”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密码形式，是不可破译的。据盟军密码破译人员估计，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破译“爱尼格玛”密码的几率为150；000；000；000；000；000；000∶1。但是他们仍然打算试一试。波兰的密码分析学家对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们分析了缴获的“爱尼格玛”密码机和关键的密码文件。同时大量的密码员、数学家、埃及古物学家、科学家、字谜专家、语言学家和象棋大师花费了数月的时间研究“爱尼格玛”。盟军甚至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编程计算机从旁协助。在巨大的压力下，这些专家学者不断进行研究。几个月后，在秘密潜伏的情报人员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破译了“爱尼格玛”密码——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情报成果之一。到1943年年底时，盟军已经开始利用破译的“爱尼格玛”信息指挥军舰伏击德国潜艇。邓尼茨一度怀疑“爱尼格玛”密码被破译了，但是很多德国专家向他保证“爱尼格玛”是不可破译的。盟军不断截获德国的通讯内容，而德国潜艇则持续被盟军伏击。
1943年春天，德国潜艇已经被盟军的各种技术所威胁，海中已经没有了安全的藏身之地。当年五月，41艘潜艇被盟军部队击沉，这就是著名的“黑色五月”，邓尼茨曾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即使在噩梦里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景。”“美好时光”变成了“悲惨时光”。战争初期海中的捕猎者现在变成了被猎杀的对象。
到1945年上半年，潜艇袭击敌船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连生还的机会也很渺茫。早期精选出来的优秀艇员已经几乎全部阵亡，取代他们的是一批年轻的艇员。盟军的炸弹摧毁了一座座德国城市。不久法国被盟军占领了，苏联军队也踏上了德国的领土。德国潜艇的一举一动都被周围的盟军监视着，艇员们即使返回德国也未必安全。因为他们的祖国也在沦陷。
查特顿和柯勒品味着潜艇战后期的故事。盟军的机动灵活和坚韧不拔在他们的心中燃起阵阵自豪，他们对美国发扬自由民主、对抗史无前例的恐怖威胁、锲而不舍地维护世界和平的行为感到骄傲。但是他们都无法消除脑海中对潜艇上阵亡的艇员们的关注。他们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妻子、同事或朋友。他们计划在斯科蒂再次碰面。
那天晚上，他们的对话与之前完全不同。以前，查特顿和柯勒经常泛泛地谈论一些问题——研究、想法、策略——关于如何解开潜艇之谜的雄心壮志。但是这次，在潜艇战故事的感染下，他们开始思考一些细节问题，一些关于和他们交织在一起的潜艇艇员们的细节问题。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彼此：“是什么使这些人一直坚持不懈地战斗下去的？”在查特顿和柯勒看来，邓尼茨对潜艇艇员的描述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将潜艇艇员们称为被命运绑在一起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互相依赖，彼此忠诚”。对查特顿和柯勒来说，这种兄弟情谊是人类最宝贵的情感。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感觉到这正是他们两人之间友情的写照。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两人都意识到了，但都没有说出口。在他们看来，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有些人认为自己正直、勇敢、公正，但是只有在面临真正的考验时，他才有资格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潜艇战中最让查特顿和柯勒感动的一点。尽管这些艇员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他们还是决定到海中迎接一切考验。当晚互道晚安后，两人都在想，自己是否有勇气去接受这样的考验。神秘潜艇已经让三个潜水员丧命了，查特顿和柯勒本可以全身而退，放弃对他们得出结论的印证工作——他们已经能够确定潜艇的身份了。在回家的路上，两人都不断地问自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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