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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探秘-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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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海尔姆斯成了1936年海军班的一名学员（学生班级是按照入学时间命名的，而不是毕业时间）。他在很多科目上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尤其是机械和英语两门课程。上学期间，他还组织了一支乐队，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为他们的班级谱写了一首班歌，为此海军元帅艾奇·雷德给他颁发了特别奖励。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培训。1940年他成了一名飞行员，负责在英格兰附近的北海上空侦查巡逻。一次执行任务时，他甚至将心爱的德国牧羊犬带到了驾驶舱内。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一直执行飞行任务，他还培训其他的驾驶员，他的表现非常出色。但是即便海尔姆斯的军事生涯看上去与国社党的理念非常一致，但是他的内心却对此颇有不满。
海尔姆斯不敢公开表示对纳粹帝国的不满——说这种话的军官可以被判死刑——但是他与弗雷德海尔姆谈话时可不会顾忌这些。弗雷德海尔姆是陆军装甲兵部队的一名坦克手。海尔姆斯来看他时，对他说，纳粹的统治会将德国带上毁灭之路。弗雷德海尔姆听到这话后满脸惊恐。
“你疯了吗，在公共场合说这种话？”他问海尔姆斯，“旁边的人会听到的，你说的话是很危险的！”
但海尔姆斯不断向他说这种话。一次，在刚和一名驻纽伦堡的纳粹军官谈话后，海尔姆斯告诉弗雷德海尔姆这个人的反犹太信仰“骇人听闻”并且“令人作呕”。弗雷德海尔姆赶紧求他弟弟保持沉默。
第三部分 错失的信息第46节 无人生还（2）
“隔墙有耳，海尔姆斯！”弗雷德海尔姆警告他，“周围的人都在听着呢。求求你了，别乱说话。这些话会让你送命的。”
1941年，海尔姆斯和21岁的厄娜·玛斯结了婚。厄娜是一个酿酒厂厂主的女儿，她聪明、漂亮、活泼，也非常反感军国主义。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在家的时候，海尔姆斯收集美国爵士乐的唱片，这在当时是纳粹禁止的音乐形式，他还收听敌国“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战事报道——这是当时的另一个禁忌。
“我们已经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他告诉厄娜。
他一有时间就去看弗雷德海尔姆。他继续谈他的想法：“战争结束后，我就脱掉这身衣服。“他指着军装告诉哥哥。
1943年，纽恩博格和其他军官面临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继续留在海军航空兵部队，也可以参加潜艇部队。那些留在空军的军官要立即参加战斗，而那些转到潜艇部队的军官还要接受一年多的培训才能参战。当时纽恩博格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和一个一岁的女儿，虽然他知道上潜艇后安全毫无保障，但他还是选择转到潜艇部队。
纽恩博格在接下来的21个月中一直在接受潜艇训练。他利用假期带着两岁的儿子朱根乘帆船，又将一岁的女儿朱塔抱在膝头玩耍。在U869正式服役之前，他去找了弗雷德海尔姆。这次，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纳粹的事情。他只是看着哥哥的眼睛，然后对他说：“我回不来了。”
理论培训结束以后，潜艇装满食物和给养于1944年1月底离开不来梅驶往波罗地海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海上训练。至此以后，潜艇将不会再有基地了。所有的命令都直接下达到潜艇上，他们只能在波罗地海的各个港口稍作停留。
当时，关于“黑色五月”的传言——盟军在1943年击沉了44艘潜艇——已经传到了士兵们的耳朵里。码头工人们悄悄数着那些再也没有从巡逻中返回的潜艇。盟军的技术优势已经传遍了整个海军军营。虽然很少有人谈论，但是U869的艇员们可以肯定潜艇艇员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U869的水上训练包括测试潜艇的水下噪音、检修潜望镜以及检测防空高射炮。（由于U869上没有安装对抗敌舰的甲板炮，因此它保留了防空武器）。他们进行了“翻滚训练”，一种连续转弯和下沉的复杂练习。这个练习让艇员们无比厌倦——但也很好地掌握了这个技术——到后来他们甚至相信他们可以驾驶这个250英尺长的庞然大物在小溪中自由穿行。有些艇员一直在呕吐，直到最后适应了水下生活。有些人对柴油的烟味和噪音感到厌恶。而像古斯奇伍斯基一样有经验的艇员们知道真正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
艇员们将整个二月份都用于熟悉工作和彼此了解。鱼雷手之间以及轮机手之间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在电报室中，古斯奇伍斯基和霍伦博格一起培训另两名报务员，其中一个18岁，另一个19岁。虽然古斯奇伍斯基仍对霍伦博格比他高的军衔感到介怀，但他发现霍伦博格是个非常优秀的报务员，也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不久，两人就成了默契的搭档。一个负责将纽恩博格的信件编码，另一个负责发报，同时他们也成了朋友。
除了履行职责以外，报务员还负责给艇员们播放唱片和接收电台音乐。一天他们停在港口的时候，古斯奇伍斯基发现一个电台在播放格伦·米勒的音乐，他知道艇员们一定会喜欢，他放大了声音，脚和手指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敲动着。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收音机里插进了一段话：“你们的一艘潜艇出海巡逻两天后失踪了，我们发现了潜艇的碎片。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查出这艘潜艇艇长和艇员的名字了。”他赶紧关掉收音机——他知道这是加莱电台，是英国开办的用来对德军士兵开展心理战的电台。古斯奇伍斯基关掉收音机后，纽恩博格冲了进来。
“你疯了吗？”纽恩博格咆哮道，“你居然听敌台！全艇的人都听到了！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我觉得它放的音乐很好听，”古斯奇伍斯基回答道，“我意识到是敌台的时候，他们的信息已经播出来了。”
“我告诉你，”纽恩博格怒气冲冲地说，“下不为例。”
纽恩博格转身回到了艇长起居室。霍伦博格走近古斯奇伍斯基拍着他的肩膀。
“别介意，赫伯特，”霍伦博格说道，“加莱电台可能侵入任何一个频道——你永远都不能确定它到底在哪。他们有时甚至播放德国音乐。他们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歌。不要难过，朋友。任何报务员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即使像你这么优秀也难以避免。”
尽管纽恩博格对他的艇员非常严厉，毫不留情，但很少有人怨恨他。每天在波罗的海的训练常常使艇员们想到战争中将会遇到的危险。随着参战时间的迫近，艇员们发现他们在关注着纽恩博格的一举一动——预测他将采取的行动、分析他的性格、研究他眼中表现出的勇气，他们感到他身上体现出的勇气即使在潜艇被深水炸弹包围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护他们将近六十名艇员的安全。所有艇员都将艇长视为力量、正义和责任的化身。他的行为并不只是为了让他的艇员生存下来，同时这样做才能证明一个人的生存价值。
与纽恩博格令人敬畏的性格相比，21岁的大副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很快受到了全体艇员的欢迎。在很多方面，布兰特都与纽恩博格完全不同。他身材矮小，眼睛中透出温暖、平静的目光，他说话幽默，声音从容不迫，他的脸上几乎时刻带着笑容。一般在潜艇中，士兵和军官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布兰特似乎总和士兵们呆在一起。在舰桥巡逻时，他与他们开玩笑，他还问一些关于他们家庭、女朋友和家乡的私人问题，他甚至乐于倾听他们内心本不该有的恐惧和担忧。布兰特熟知军队的条例，但是他很少在休息时间恪守这些条例，他喜欢和士兵们像兄弟一样谈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一次古斯奇伍斯基讲了个关于一个吹牛军官的笑话，布兰特笑得前仰后合，古斯奇伍斯基和其他艇员甚至以为他笑得透不过气来。他停下来之后，请求道：“求求你再讲一次吧！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笑话！”古斯奇伍斯基又讲了一遍，他一直在想：“我永远也不敢跟纽恩博格讲这个笑话。”
尽管布兰特与士兵们相处得其乐融融，但是他非常明白自己职责的重要性。大副负责安排潜艇的舰桥巡逻，负责鱼雷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并负责指挥潜艇在水面上进行的鱼雷攻击。如果艇长阵亡或受伤，大副就会取代艇长指挥潜艇。一个好的大副经常会升任他所在潜艇的艇长。在工作中，布兰特表现出卓越的能力，他在艇员面前从来都是身体力行。纽恩博格非常欣赏他的工作能力和对工作的奉献精神。在制定计划或谈话时，两人经常配合默契、想法一致。尽管纽恩博格不太赞同他的大副和艇员们走得过近，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因此，几个星期过去后，很多艇员都与布兰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很多人感到好奇，这个时刻准备承担任何凶险的21岁的年轻人到底曾有过怎样的生活经历呢？没有人可以想象到，尽管布兰特的脸上总是带着让人舒适的笑容，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铁制的棺材中受着煎熬。
在他参加海军之前，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住在东普鲁士的津坦。在他居住的小镇上，他是出了名的“大好人”。他经常被亲切地称为“西格”。他一直受着新教徒的教育并成长成一个绅士，他的父母非常开明，鼓励他们接触新思想，鼓励他们和不同的人交往。西格有两个弟弟，他是家里的老大。他们一家坚定地信仰着自己的宗教，这就站在了纳粹“千年帝国”信仰的对立面上。当布兰特一家去教堂时，纳粹分子嘲笑他们的信仰并提醒西埃德弗里德的父亲奥托，他的儿子西格要在星期天参加希特勒的“青年团领导会议”。奥托告诉儿子：“你可以每个月参加三次青年团会议，但是最后一个星期天只能到教堂去。”他的话激怒了当地的纳粹党员，如果不是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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