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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探秘-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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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长、五英尺宽的牌子，上面有这种设备的使用说明。
“这个东西对我意义非凡，”古斯奇伍斯基说道。他向柯勒挥手道别，然后关上了门。
柯勒走向汽车，他感到自己身上所负的责任减轻了。海底的艇员们都找回了自己的名字。艇员的家人们也都知道了他们亲人尸骨的所在地。
天气比柯勒刚刚到达这里时更冷了，他拿出车钥匙。古斯奇伍斯基突然打开房门，走了出来，他没有穿外套，他向柯勒走来，用双臂将他紧紧抱住。
“谢谢你对那些阵亡艇员们的关心，”古斯奇伍斯基说道，“谢谢你能来这里。”约翰·查特顿
查特顿从电动机舱中找到的备件箱。注意备件箱标签左上角的编号——这是最终鉴定沉船身份，解开二战历史之谜的编号。
马丁·霍伦博格瑞奇·柯勒瑞奇·柯勒
马丁·霍伦博格
在U869上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U869上的报务员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1944年1月26日，在潜艇正式服役仪式上纽恩博格（远处右侧）向军旗敬礼。
海尔姆斯·纽恩博格U869的艇长朱根·纽恩博格朱根·纽恩博格
纽恩博格利用假期带着两岁的儿子朱根乘帆船出海，并将刚出生的女儿抱在膝上玩耍。在U869的正式服役仪式前，他和哥哥弗雷德海尔姆谈了话。这次他没有提到对纳粹的厌恶，他只是看着弗雷德海尔姆的眼睛说：“我回不来了。”
瑞奇·柯勒
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U869大副瑞奇·柯勒
当布兰特的弟弟汉斯乔治问他们的母亲为什么看到照片要哭，她告诉他，这是西格坐着时的样子——这使她想起了他小的时候，即使现在西格已经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了，她还是能够从这张照片上看到他孩提时代的影子。
吉瑟拉·恩格曼
佛朗茨·内戴尔，U869的鱼雷手。吉瑟拉·恩格曼
吉瑟拉·恩格曼，佛朗茨·内戴尔的未婚妻。瑞奇·柯勒
U869在海上进行训练。注意指挥塔上的奥运五环标志。这表示潜艇的艇长是从1936年海军班毕业的，那一年恰逢柏林举办奥运会。瑞奇·柯勒
瑞奇·柯勒和吉瑟拉·恩格曼，2002年1月在柏林。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1944年1月26日U869正式服役仪式之后全体艇员合影。三名军官站在最下面一排右侧，从右至左依次为：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海尔姆斯·纽恩博格、鲁德威格·凯斯勒。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1）
本书的情节主要围绕约翰·查特顿和瑞奇·柯勒这两名潜水员展开。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为我提供了诸多的帮助。他们将所有的文件、照片、录像带、笔记以及潜水记录都拿出来供我参阅。我用了上百个小时在不同的地方对他们进行采访：在他们新泽西的家中、在“探索者”号上、与柯勒在德国高速公路上、与查特顿在芝加哥的U505上。他们表现出的鉴定神秘潜艇身份的愿望是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在描述查特顿和柯勒在潜艇上的探险时，我将他们的回忆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沉船潜水通常是一个人进行的运动，一般情况下，只有回忆可供参考。如果他们拍摄了录像，我会观看他们的潜水录像带。我还研究了沉船的照片，参阅了查特顿和柯勒手书的笔记。我采访了十四名和他们一起勘查潜艇的潜水员，其中有九名潜水员当年和他们一起按照比尔·莱格从渔船船主处得到的经纬度数找到了沉船。
书前关于潜艇的插图使我对潜艇有了一个更加感性的认识，插图的绘制者是丹尼·克伦威尔，他现在是“探索者”号船长，也是一直参加潜艇勘查活动的资深潜水员。他凭借记忆和经验所做的描述，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帮助。大部分勘查过潜艇的潜水员都认为这本书是一本著作。史蒂夫·加托、布赖恩·斯凯利、克里斯蒂娜·扬和凯文·布伦南等几名潜水员在水下拍摄了关于沉船的精美照片。根据这些照片，我可以想象查特顿和柯勒所描述的具体场面。我还研究了各种书籍上有关IX型潜艇的照片、图标和设计图，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弗里茨·考尔和阿克塞尔·奈斯特勒撰写的《IXC型德国潜艇》。同时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在“希特勒的失踪潜艇”节目网站上提供的有关U869的相关资料也对我起了重要的帮助（pbs。org/wgbh/nova/lostsub）。我曾多次到芝加哥的科学和工业博物馆参观U505。每次参观都让我对IX型潜艇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U505与潜水员们于1991年发现的潜艇是完全相同的型号。
我亲自参观了“探索者”号。停靠在新泽西布里勒码头时，船长丹尼·克伦威尔带着我走遍了船上的每个角落，然后他邀请我随“探索者”号一起出海——也是按照神秘数字寻找沉船——到离海岸70英里处的海域。当时海浪非常凶猛，我多次被海浪从床上抛下来。如果你不在怒海狂澜中的船上度过24小时，你很难体会到潜水包租船的特点。
书中有关沉船潜水的故事很多都是由查特顿和柯勒，以及其他潜水员、潜水包租船船长和目击人员讲述的。因为这项运动非常危险，参与者也非常有限（全美国大约只有几百名沉船潜水员），因此很多相关的事件都只是口口相传。只要有可能，本书中讲述的事件全部要得到主要涉及人员的验证。乔·德罗兹在“德克萨斯指挥塔”遇难时，查特顿在现场目击了整个过程。史蒂夫·费德曼遇难时，我几乎采访了当时在场的所有潜水员，包括费德曼的潜水搭档保罗·斯凯宾斯基、多格·罗伯特和凯文·布伦南，他们在水中目击了整个灾难的发生过程，我还采访了约翰·希德曼和马克·麦克马洪，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海底的沙地上寻找费德曼的尸体。我还查阅了“探索者”号回程后潜水员们向海岸警卫队报告此事的记录。在描写乔治·普雷斯的危险遭遇时，我采访了乔治·普雷斯以及勇敢营救他的“鹰巢”号船长霍华德·克雷恩。而李维斯·考尔的遇险情况我则采访了考尔本人以及他的潜水搭档约翰·尤加，还有查特顿和柯勒，他们当时都在现场目击了整件事情的发生。对于劳斯父子遇难的描述，我主要听取了查特顿、柯勒、尤加和克伦威尔的讲述，他们都目睹了事故的发生，并参加了之后的营救和潜水设备寻找工作。我还阅读了伯尔尼·乔杜里撰写的《最后的潜水：一对父子在大西洋深海的致命经历》。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劳斯父子的悲剧，是对深海潜水危险性的最好说明。
通过采访潜水员和包租船船长，我收集了美国东北部海岸沉船潜水运动的内部文化。布奇·麦克马洪于2000年7月出版的《海底的珠穆朗玛峰》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也是有史以来关于“安德拉·多利安”号和勘查这艘传奇沉船的潜水员们的最好记述。而戴文·麦克穆里的《极度下沉：“安德拉·多利安”号的探险》一书也对我了解“多利安”号的历史和那些勘查它的潜水员的性格特征提供了不容小觑的帮助。
为了了解深海潜水生理学，我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蒂姆·艾科特撰写的《中度浮力：水世界探险》。艾科特的文字非常优美，不仅阐明了潜水生理学的原理，而且探寻了深海潜水的发展潜力。他的著作非常令人鼓舞。心理学家比尔·汉密尔顿非常耐心地为我讲解了深海潜水的一些技术问题。
比尔·莱格的故事是由查特顿、柯勒、尤加、克伦威尔和安德鲁·莱格向我讲述的。在我采访期间几乎每个潜水员或船长都会告诉我一些关于莱格的传奇故事。斯基茨·弗林克船长向我详细讲述了莱格如何得到有关潜艇沉没地点的神秘数字。
在我了解“大西洋沉船潜水员”的历史和文化时，柯勒——这个组织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和皮特·古格里瑞、约翰·拉琴梅哲，以及帕特·鲁尼都为我提供了帮助。我从不同渠道了解到潜水包租船船长们之间多年来存在的宿怨，而麦克穆里的《极度下沉：“安德拉·多利安”号的探险》和格里·金泰尔的《“卢西坦尼亚”号论战——卷二》也为我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有关史蒂夫·费德曼的资料，我采访了他的潜水搭档保罗·斯凯宾斯基以及他的朋友汤米·克劳斯、马蒂·迪克、约翰·霍普金斯、安德鲁·罗斯和船长保罗·赫普勒。有关克里斯·劳斯和克里西·劳斯父子的信息，我参考了伯尔尼·乔杜里的《最后的潜水》一书。而有关查特顿和柯勒的信息，我采访了他们的前妻、妻子、朋友和家人。我还就查特顿在越南的经历采访了与查特顿一起并肩战斗过的约翰·莱科和照料过他的医生诺曼·萨凯。前越南战场救护员、作家查尔斯·基尼高度评价了越战中救护员所起到的作用。
我通过多种渠道验证了查特顿和柯勒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他们收藏的文件中包括很多他们用于证明潜艇身份的历史原件的复印件，其中包括攻击报告、反潜行动分析、截获的无线电情报总结、德国潜艇总部日记的翻译件以及事故报告等。在他们的查阅过程中，有些历史文献没有复印保存，我通过查阅书籍或咨询专家将这些信息一一验证。在此过程中，兰登书屋出版的克莱·布莱尔的两卷本著作《希特勒的潜艇战》对我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在书中，布莱尔提供了德军和盟军两方面的信息，这在其他此领域的书籍中是非常少见的，同时此书涵盖了潜艇战的军事行动、军事理论以及局势情报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极富见解和可读性。这本书是我在创作本书时所参阅的最有价值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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