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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3-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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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弄潮
巍巍太行，雄浑磅礴，气势如虹。有明灯胜地，乌金丰盈；人景相宜，蓬勃葱茏；光前裕后，日月辉映，浩然畅饮世纪风。
四十载，经岁月砥砺，愈显峥嵘。遥忆风雨征程，怀奉献光热之赤诚。乘逐日豪情，筚路蓝缕；敢为人先，一脉相承；云帆弄潮，中流击水，鲲鹏振翼搏长空。高瞻处，更层峰新天，众志成城。
它的作者就是刘克功。
没有结尾的尾声
一个真正的行者，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他前行的脚步。现在，刘克功同志从“后羿射日”的五阳走到了“明灯璀璨”的王庄，在这块滋长矿山英雄的土地上，他走得潇潇洒洒、从从容容。也许我们无法目测他远行的轨迹，但我们分明看到了他洒脱刚毅的背影，迎着朝阳，迎着春风，迎着新型工业化时代的涛声。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刘克功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因为在行者的眼中，每一天太阳都是新的，每一天的征程都是新的，每一天的前方也都是新的！
后记：仿佛是一种机缘，当我们写完本文的最后一章时，时间恰好定格在2007年4月28日，刘克功调任王庄煤矿整整一年，其时，恰好又是刘克功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在省城登台领奖的日子。
然而，每一个偶然其实都是一个必然。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行者来说，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段行程，都可能会描绘出瑰丽的人生章节！
。19：55
文学性因素：让萧乾的新闻作品“活”起来
孟 晖
萧乾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记者、作家、翻译家，一生著述甚丰。他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新闻作品，其中不少通讯、特写被公认为是新闻史和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成果。笔者认为，在坚持报道客观真实的前提下，在新闻写作中适当运用文学语言及修辞手法，对增强报道的生动性与贴近性很有益处。因此，研究并借鉴萧乾的新闻写作经验，对当今的新闻工作者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萧乾主要新闻、文学活动及其新闻观
萧乾（1910－1999）出生于北京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贫民家庭，早年曾就读于教会办的崇实中学，他在那里半工半读，织过地毯、送过羊奶，后来进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及燕京大学新闻系求学。上世纪30年代，萧乾先后主编了《中国简报》的“文艺”版面、《大公报》副刊“小公园”、“文艺”等，同时采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通讯报道。30年代末，萧乾到英国讲学，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期间采写了多篇有关二战的通讯、特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译文》杂志编委会编辑部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等。198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萧乾一生的经历曲折坎坷，又多姿多彩。正如冰心所说：“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他笔耕不辍，共出版过著译作品43部，达400多万字。
从事新闻工作初期，萧乾曾深入到平绥铁路沿线的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地采访，写出了《平绥道上》等通讯作品，展现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此后他还采访过鲁西、苏北遍及几十县的大水灾，写出了《鲁西流民图》、《大明湖畔啼哭声》等一批反映民生疾苦的通讯、特写名篇。
二战期间，萧乾在欧洲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二战结束后，他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公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等重大历史事件，写出大量题材重大、鲜活生动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如《矛盾交响曲》、《血红的九月》、《伦敦三日记》、《银风筝下的伦敦》等。他的作品及时向国人传递了重要信息，鼓舞了抗战斗志，同时又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萧乾也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读大学期间即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最早见诸报端的是发表于《大公报》的短篇小说《蚕》。他的短篇小说主要收在《篱下集》和《栗子》两个集子中，共20余篇；此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文论等。文学评论界对萧乾的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健吾（刘西渭）先生在萧乾第一个作品集出版后就说过：“看过《篱下集》，虽说这是他第一部和世人见面的创作，我们会以十足的喜悦，发见他带着一颗艺术自觉心，处处用他的聪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①
在新闻观的形成上，萧乾深受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埃德加·斯诺的影响。他对“特写”这一新闻品种的特质以及表现方法，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萧乾认为“特写实际上就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导”。在回忆文章中，他提及年轻时曾对人生进行规划：通过记者生涯，广泛地体验人生，以达到从事文学创作的最终鹄的；并且认为他的预期目标基本达到。可以看出，萧乾有意识地在新闻写作中引入了一些文学笔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萧乾新闻作品蕴含着浓烈的情感
萧乾在通讯、特写中展示的人生、社会场景丰富多彩，始终有一条闪闪发光的主线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即作者热爱祖国和同情普遍民众之心。他自己在《人生采访》一书前记中讲过：“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虽然不同，写作时期也不一样，但我有的只是一个企图，那就是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这企图可毕直地与我另外一个野心相冲突，那就是怎样把新闻文章写得稍有点永久性，待事过境迁后，还值得一读。”②
事实证明，作品中蕴含充沛的情感，与这些作品的“永久性”并不矛盾。正是爱国热情和同情被压迫者的正义感，以及对新闻和文学事业的热爱，促使萧乾在写作上精益求精。由此萧乾的新闻作品，没有成为昨日黄花式的“易碎品”，而是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及恒久流传的生命力。
1935年夏季，鲁西、苏北的广大地区发生特大水灾，殃及几十个县，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萧乾深入到灾区采访，为《大公报》写出了一组影响甚广的通讯、特写，包括《鲁西流民图》、《山东之赈务》、《大明湖畔啼哭声》等名篇。在这些作品中，他不是浮光掠影地表现受灾情况，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受灾群众身上，描写了灾民缺衣少食的惨状和精神痛苦，读者处处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
有时作者直接抒发着情感，来唤起读者的同情，如在他《宿羊山麓之哀鸿》一文中写到：“但几日来惨痛的经验使我不再为这外界的美所诱惑了！我知道那片涟漪秋水下面淹没着千百户人口的食粮，我们也明白宿羊山麓等待着我们的不是采药的童子，不是灿烂的晚霞，却是一群嗷嗷待哺的灾胞。岸上踟躇徘徊着的老人，在山水画家看来也许是可羡慕的风景配奏，但那老人却是在追悼着他那沉沦了的田园。”③
更多的时候，作者是将自己的情感置于文字之后，通过对材料的选取来表达爱憎之情的。在关于鲁西灾区的这一组通讯中，萧乾看似只是单纯地随着自己的行程，将一个个灾民悲惨境地的具体场景，自然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大水浸泡之中的济宁城、死命往嘴里塞黑馍馍的老媪、啼哭了一整夜的灾童、老太婆与小女孩抢夺破军毡……而在这种客观、细致的报道之中，读者分明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
抗战开始后，萧乾又把目光投向了抗日前线，对积极投身抗战活动的壮士加以热烈讴歌。在《刘粹刚之死》一文中，萧乾将抗日英雄刘粹刚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一个破坏大队长的自白》、《林炎发入狱》、《阻力变成主力》、《岭东的黑暗面》等通讯，积极倡导全民团结抗战的同时，也批评了抗战氛围中的一些不和谐音，表现出了作者的深沉的民族情感。
萧乾在二战中采写的大量特写，则突出体现了他对别国人民的人道主义情感。他以摇曳多姿的笔墨，再现了战时英国伦敦五花八门的景象。在作品《银风筝下的伦敦》、《妇女在战争中》、《活宝们在受难》等文中，写出了英国的战时总动员，反映了英国人面临危险处境时表现出的镇定与乐观。此外，还有对德国法西斯令人发指的残酷暴行的报道、关于战后德国人民蒙受种种屈辱的报道……著名文学评论家杨义先生在《萧乾全集》的序中评价道：“萧乾的战地特写往往能够在战火硝烟中敏慧地看取民族深层的生命跃动，因而这类文字被史学家誉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萧乾曾在回忆录中谈起自己在伦敦的采访经历：“……可是每次空袭后，为了报道大轰炸下的伦敦，警报一解除，我就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踏访落过炸弹的地带，有时地下煤气管道炸裂了，四下里烟雾弥漫；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角落里的定时炸弹，或尚未爆炸的家伙。”④
他的许多优秀而有深度的新闻作品，正是在这样忘我工作的精神状态下写出的。《伦敦城大过圣诞节》一文的结尾，集中表现了二战后作者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有着扣人心弦的力量：“搭上我在地道车所看见的圣诞夕，我心下开始怀了一个忧虑。这断不是人类最后的一次流血，莫幻想吧，北极老人已经在下一代的小心坎上，牢牢地种下了战争的种子。”⑤
三、充分的形象化，令作品充实饱满
由于借鉴了一些文学手法，萧乾的通讯、特写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显得非常充实饱满。萧乾就如何增强作品的艺术性上，曾说过：“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他从不把笔下的人物当作自己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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