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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契约-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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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奥布里安的《生育政治学》，第130～131页。
玛丽。黛莉（Mary Daly）宣称在基督教中，旧的女神的创生力被“雌雄同体的耶稣”所替代。
耶稣是“单性繁殖出来的私生子，他集男性与女性能力于一体，是主人、救世主和牺牲者，是女性原则的合乎逻辑的替代品”。
M黛莉（MDaly）：《纯粹的欲望：女性主义哲学原理》（Pure Lust：Elemental Feminist Philosophy），第93页。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政治创始者是父亲，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父亲。
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在谈到马基雅维里对罗马的建立的说明时说，“尽管充满着血腥的想像……但其中没有母亲出现；似乎这纯粹是一个男性的创造，纯粹是父亲的创造。
“皮特金（HFPitkin）：《命运是一个女人：马基雅维里思想中的性别与政治学》（Fortune Is a Woman：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of Niccolo Machiavelli），第54页。
广而言之，皮特金认为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自由个体“纯粹是由父亲生养的”。
一个城邦的建立“正是一个‘自然’事件的反面：它是一个男性的作品，它的建立与自然的生长与衰退相反”。
同上，第237、241页。
皮特金认为，“创始人是阳萎者的幻想”（第104页）。
与此恰恰相反，创始人就像菲尔默的父亲，决不阳痿；毋宁说他不能生育。
创始人和菲尔默的父亲的形象都是幻想，不过不是阳痿者的幻想，而是那些天生就不能生育、因而编织出纯粹男性政治起源的人们的幻想。
然而，要成为父亲，他们必须不阳痿。
虽然男性具有创造政治的能力的观点流传了几个世纪，但这个观点并不是至今未变（就像某些女性主义者所暗示的那样），但也没有在古典男权主义被社会契约论者击败后的18世纪消失。
原始契约的故事和有关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平等的革命假设在男权观的漫长历史中经历了根本的变革。
一旦父亲不再是政治权力的代表，男权制就成为博爱的，性权不再归属于菲尔默似的父亲权力，男性对于女性的权力被宣布为非政治性的。
然而，很快又出现了一个矛盾：在自然状态下，女人被剥夺了与男人一样的与生俱来的能力，被排除在“个体”之外。
例如，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这样问道：“如果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的，那么为什么所有妇女生而就是奴隶呢？”M阿斯特尔（MAstell）：《对婚姻的若干反思》（Some Reflections Upon Marriage），第107页。
很多人都看出了契约学说所隐含的明显的解放力，不过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在讨论契约论时，早期女性主义批判家从来没有被提及过。
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反对契约论是有一些根据的。
在17世纪的政治骚动中，大多数隶属关系都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攻击，五花八门的革命的影响的痕迹清晰可见。
婚姻关系和婚姻契约与国王和隶属者以及社会契约一样都是政治论辩的核心。
这两个契约的条款，或者说被我们视为条款的东西，都被用来论证什么是婚姻和政治统治的正确形式这一问题。
保皇派把丈夫的权力以及君主的权力都视为是无限的，生来就已经形成的。
他们的共和派反对者则认为，政府就像婚姻契约给予丈夫的权力一样是有限的，在某些
极端的情况下，婚姻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可以破裂参看ML萨莉（MLShanley）：《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的婚姻契约和社会契约》（Marriage Contract and Social Contrac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载于《西方政治季刊》（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总第32期（1979年第1期），第79～91页。
。
不过，从事后的情况来看，菲尔默的担心至少在某一点上是不必要的。
男性的权力在父权被击败后仍旧安然无恙。
几种发展趋势有助于掩盖这一事实：古典男权主义和契约论的斗争只涉及了父亲的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
妇女的工作仅限于家务劳动，资本主义的男权结构进一步得到巩固，妇女从而被剥夺了取得独立的经济基础。
已婚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公民地位在19世纪中期达到了最低点。
在上个世纪，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过，根据有关有夫之妇的普通法，妇女一旦签订婚姻契约，就会出现如下结果：通过婚姻，夫妻在法律上合为一人：亦即，妇女的存在，也就是其法律上的存在在婚姻期间被中止，换言之，其存在被并入丈夫的存在之中；她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的保护之下；因此她被称为……已婚妇女……而她的丈夫（被称为）主人。
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Blackstone），D安德鲁斯（DeWitt Andrews）编：《评英格兰法律》（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第15章，第111节，第442页。
这些经济和法律上的发展与洛克使用父权语言的杰出理论策略同步而行，是男权观取得胜利的关键，而男权观认为妇女对男人的隶属是自然的，因此对争取国家和经济中的政治权力的争论和斗争来说无关紧要。
洛克把他所谓的父权与政治权力区分开来，很少有人完全地意识到这种区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他的契约论的标准（男权）解读把重点放在他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与私人家庭世界的区分上，前者是由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个体之间的普遍契约关系构成的新的公共世界，后者是由自然关系和自然从属秩序所构成的。
父权被视为自然从属关系的典范。
自然从属关系在约定俗成的公民社会没有位置，因此，父权领域消失在理论和政治的视野之外；没有人注意洛克在这种语境下对“父亲的”一词的使用。
在说明国家能够合法地以公民的一致性行为为基础的局限性时，我曾经赞成“父权主义”一词的现代用法。
父权主义语言是对洛克把隶属关系等同于父权的持久力量的一种贴切的描绘。
我想反对的并不是洛克认为父权不是政治性的主张，但是这并不能推出父权就是自然隶属关系的典范，而一切自然隶属关系都是非政治性的。
与公民社会同时出现的“父权”领域中包含着另一种自然隶属关系的例子；在洛克看来，父亲也是丈夫，他的妻子是他的自然附属品。
把“政治的”这一术语限于成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充分理由的。
婴儿全然无助地来到这个世界，完全依靠他们的父母，即使在当今出现了不少可替代母乳的东西，但他们对父母或其他成人的依赖还是人类生存的一个自然事实。
古典男权主义把孩子依赖父亲的自然事实说成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根本政治事实，从中可以推导出一切。
然而，在公民世界里，孩子的依赖除了表明父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之外，没有别的政治作用。
如果孩子长大成人，父母必须向孩子提供的保护自然就结束了。
孩子长大成人就会独立，这时，他就成为与父母平等的人，在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他们交往。
成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大相径庭。
政治关系没有成长和成熟的自然模式，它没有必要采取从属与优越（“保护”）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广为流传，以致很难设想自由的政治社会是什么样子。
政治关系可以完结，但是，它们通常不断得到更新（在当代，投票被视为个体能够借以达成一致、更新协定、被统治的合法方式）。
并且，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被一再地重新认识（当然，对于非成年指什么，人们常常各持己见），但是，尽管——也许就因为政治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所以它们很难被识破真相。
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就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否是政治这个问题争论了至少一个半世纪。
不过，这个问题至少被搬上了理论和实践的议事日程。
然而，它们所构成的另一种关系至今仍很少被认为是政治性的，男权仍被广泛地视为具有自然基础。
当父权被视为自然隶属关系的体现时，把性别关系和婚姻关系视为自然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就被轻易地抛弃了。
洛克对自然状态的猜想对于认识现代男权制的工作机制很有意义。
第一眼看出，洛克的故事就像是社会起源于家庭的传统父权故事的一个翻版，只不过洛克与古典男权主义者相反，他否认父亲在家庭里的统治产生于他的生育力，他否认他的统治是政治性的。
父权不是政治权力；只有公民社会才是政治社会。
洛克的猜想认为“世界起源的最初几个时期”，家庭里的父亲成为君主。
当第一批儿子成熟之时，一种“不易察觉的”变化发生了。
如果家庭成员想要和睦相处就必须进行管理，儿子们意识到除了父亲再没有人更适合来保证“他们的和平、自由和财富”了，因为父亲在自己未成年时曾经如此细致地照料他们。
洛克强调指出，父亲成为君主并不是因为他是父亲，而是由于儿子的同意：“儿子们很容易，并且几乎自然而不可避免地默认父亲的权威和管束。
“洛克：《政府论》，第2册，第74～76节。
洛克的故事，用达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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