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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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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时机,他的居心显而易见。”他吩咐外交部就拿他的话去回答那个没有分寸的问话人。然后他又很生气地说道:“这简直就是强迫我们在一张空白支票上签字,然后由俄国填上数目去取钱,用来对付奥国与英国。”
俾斯麦用他习惯的方法来对付各种挑战,他清楚戈尔查科夫这样提问的真实意图所在,这个俄国人是要问是否又要瓜分奥地利,假如俾斯麦说不行,这是因为他以全部的斯拉夫族为一体,这样会把德意志置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这样做不如给帝国皇帝也出点难题,因为俾斯麦的政策,就是要分开俄、奥、英三国——这三国在东欧争雄——要让它们互相不和,那么它们个个都需要德国的帮助,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要把俄国兵力分散去打巴尔干。所以当俄国再逼他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他的两个朋友非要开战,他虽然会不偏不倚地旁观,但如果一方损失惨重,面临绝境的时候,他会非常惋惜。
戈尔查科夫现在证明给俄国皇帝说,俾斯麦是俄国人要在土耳其用基督教代替回教的最大障碍。他严重妨碍了俄国的自由。俄国皇帝于是就放弃了攻打弗兰茨·约瑟夫的想法,反而在莱施塔特与奥国皇帝会晤,通过会晤,巴尔干问题达到了暂时的谅解,奥地利为此得到了波斯尼亚,这是他信守中立的条件,于是这场剑拔弩张的风波就过去了。1877年春天,俄国出兵土耳其首都——看到英国的兵船在达达尼尔遇到许多麻烦,其实这是其它各国在阻止他们到戈尔顿霍恩,也就只好签订了一个《圣·斯特法诺条约》来平衡各国的利益罢了。
戈尔查科夫曾对俾斯麦说过:“那些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德国人或俄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人的问题。”俾斯麦加了一句批注说:“谁是欧洲?”在十年之前,当英国大使威胁恐吓他时,俾斯麦也曾说过谁是欧洲这句话,一方面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有幽默味道,“做大臣的人,要向他国提出要求,却不用自己的名义,只见得他们嘴边挂着‘欧洲’二字。”在当时的确有这种情况,而这就是他答复戈尔查科夫的语言。
俄国首都有一个人有大欧洲的眼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但年老的戈尔查科夫对此却毫无知觉,自从签定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之后,俄国就开始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大大拓宽了属国保加利亚的疆界。于是奥地利就有被俄罗斯包围的感觉,英吉利也不大放心,一次更为可怕的大战争正在孕育。这时候,俾斯麦的老朋友彼得·舒瓦罗夫伯爵立即去找俾斯麦,请他从中调解。俾斯麦正在害腰带癣与头痛,此时他在夫里特利士鲁,躺在床上。晚上痛得厉害,连胡子也不敢刮。但他还是接见了这个俄国朋友——一开始却不答应他的请求。
这一次和未割取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之前一样,他最初的政治本能是对的。几个月前就有过半公开的提议,请德国出面调停,但他决定不参与调停,他说:“如果不是对俄国采取压制态度,别的任何一国出来调停我们都难以信任,但是一旦使出这样的压力,只能使俄罗斯更难以让步……我们的边界与俄国毗连很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比整个土耳其要紧密得多,我们坚决不能担任这个调停的任务,以免无谓损害两国间的关系。”有人说他晚年以为这次调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这是没有凭证的,而且不是事实,我们只知道最初他不肯出面调停,但在舒瓦罗夫的不停劝说与要求下,加上第二天俄国皇帝来了一封书信(自然是舒瓦罗夫劝说皇帝写的),皇帝亲自求俾斯麦调停,他还说这是俾斯麦舍己为人的最好证明,俾斯麦还能怎么办呢!不久前他曾经写信给德意志驻俄国首都的大使,信中说:“一位君主……如亚历山大与我们这样亲近的一位皇帝,我们一定要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就像听取熟悉的客人的意见一样。”
而且刚刚有人要刺杀威廉皇帝。这样就能通过反对社会党的法律,俾斯麦的地位因此更加坚固。也许他为怨恨戈尔查科夫所影响,如果召开议会,俾斯麦很可能会做主席,而戈尔查科夫肯定不如他。所以这次同在凡尔赛一样,开始他说“不行”,最后说“行”。这与他的一贯性格恰恰相反,他拿定主意以后,二十五分钟之内就把柏林的章程口授给他儿子记录下来。
俾斯麦对公众说道:“我们要做靠得住的经纪人。”巴里施罗德听了这句话,深思之后摇摇头,他的阅历和经验使他怀疑地答道:“世界上并没有靠得住的经纪人。”
第5卷柏林会议
埃姆斯电报于1870年7月13日送到俾斯麦手中,库尔曼于1874年7月13日开枪打伤他;柏林会议于1878年6月13日召开,同年7月13日,俾斯麦在柏林条约上签字。因此他害怕“13”这个数字,如同害怕星期五。因为这个数字两次外现为凶,却最终使他化吉。现在这个会议以“13”起,“13”终,是否外现为吉,最终使他得凶。
这次会议,他是欧洲的主席。当列强的大使们进来时,他从马蹄式的大桌子中间起身欢迎他们。这是他一生功业的最有异彩的一笔,因为几十年来,欧洲未曾有过这样的大会议了。从外观来看,俾斯麦的大白胡子使他有一种族长或教长的风范。但是诸多因素——他的病体,当了主席要说外国话,这次会议的可疑性质——使他心里不安,所以他有点畏惧,开会时有些忧虑。
在这张马蹄式桌子周围坐下的共有二十位有名的政治家,代表欧洲七国。坐在俾斯麦右边的是君主制国家的使臣。霍恩维茨军长的面貌瘦狭,与大鼻子大耳朵有点不相称,嘴巴富于感觉,胡子粗短,看起来有些野蛮。下一位应是安德拉西伯爵,反应灵敏而决定慢。在安德拉西旁边的就是卡罗来伊,奥国驻柏林的常驻的大使。曾在普鲁士与奥国开仗时回国,但几星期后又回来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第三个代表是海默尔男爵,维也纳人,与之相关的一切,从鼻子到他手上拿的铅笔,无一不是尖的。
坐在俾斯麦左边的是沃丁顿,他名字是美国的,却是法国的代表。其面貌颇为可爱,随便而有兴致。他其实是一个考古家,不算是专职的外交家。坐在他身旁的是圣瓦利尔,一个无定性的人,为法国派驻柏林的大使,是该国合格的代表。第三个是法国大使德普勒,看似知识界人士,实则一半是宫内侍从大臣,一半是教士。
远东居然也来掺和?那个面目狡诈的小个子是日本人吗?不是的。他是科蒂伯爵,代表意大利,比他的邻居聪明得多。这个邻居就是罗尼伯爵。与他毗邻而坐的是一个蓝眼睛的德意志人,为雇佣兵,此刻头戴一顶有穗的红缨帽。接下来的是一个代表土耳其的条顿种人,被人称为阿利总督,现为一个大军长。但他少年时代住在马格德堡时并不叫阿利。他曾在一条船上当过侍者,后来逃跑了。据说当了土耳其宰相阿利的嬖幸,从此青云直上。但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被阿尔巴尼亚人刺死,从此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还有一位土耳其代表叫卡提多利,也是一位大官,鼻子颇长,双唇紧闭,脸色铁青,沉默寡言。他生于近东,为希腊的名门之后。
坐在维也纳男爵右边的是罗素贵族,英国派驻柏林大使。他机灵和蔼,行动敏捷但衣冠不整。位于罗素身边的是索尔兹巴利贵族,他额头开阔,胡子花白,是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第三个是英国代表,大概是整个议会中的焦点人物了,只要我们一看到他,就会对那位贵族失去兴趣。他的相貌丝毫显示不出他是英国人的后裔。狄斯累利青年时代还在未封比康菲尔德伯爵之前,仅以小说家出名。他曾是一个英俊的犹太少年,现在却一半像魔鬼,一半像音乐家。他鼻子颇长,下唇低垂,胡子上翘,卷发霭额,颇似伦勃朗画中的一位文学家。他老态龙钟,拄着拐杖缓缓入座,我们很难看出他曾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
与之齐名的戈尔查科夫,如今已八十高龄,瘦骨嶙峋。不像老皇帝威廉那般健壮,腰板笔直,如同一位少年军官。如果细看,会发现他的脸不像身体那般干瘦,嘴唇富有生气,脸上皮肤依然柔软,惟有鼻子是尖的。他饱受脚气病的折磨,活动困难,被人抬到座上。他身上有一半是日耳曼血统,这使人们看到他时便想起一幅有名的怪人像:寻欢作乐者与阴谋家的混合体,其中前者成份大于后者。其实他两全其“美”。这次与会的机会,是他从君主那里求来的。俄罗斯代表团的决定权,不在他,而在驻柏林俄国大使杜毕列尔手上。但指导俄国事务的人,既非戈尔查科夫,亦非杜毕列尔,而是舒瓦罗夫伯爵。作为这次会议发起人的他,宛若一名法兰西大将,人极聪明,有武侠之风,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外交好手。
会议伊始,代表们便开始辩论。主席俾斯麦虽然在德国本土,却用法语致开会辞。狄斯累利用带着牛津土腔的英语回答,座中没有几人能听懂。戈尔查科夫用法语回答,虽然俾斯麦希望他用俄语回答。但他不是回答,而是长篇累牍地演讲。会长心生厌烦,用笔在纸上写:出风头,出风头……戈尔查科夫说完,会便散了。会长走进隔壁房间吃东西时说:“开了二十次会,波尔哈特没有一次收获不大。”
在会议开始之前,俾斯麦就很恼火。因为当他回访多国代表时,他们竟用“乡下礼节”接待他,令他大失面子。后来他说俏皮话嘲笑他们,同他们开玩笑,并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中试行他的法则。当索尔兹巴利提出一个议案时,俾斯麦大声鼓励:“再来一个!”读过希腊公告后,他不管那些反对话,尽量用神经不耐烦的方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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