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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求生记-第4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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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再让苏尼特人占便宜,两人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收缩阵型的方法,加强戒备之余,不再派军追击,这一下,苏尼特人除了时不时还能跑过来奔射几轮箭矢,就没有更多的对策了,损失由此大降。
不过,饶是如此,这群附骨之蛆还是如影随形地同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直到毗邻盛京,周围牛录日益增多,活动范围不断缩小,进退之间不再那么方便,这只让他们又是痛恨,又是忌惮的苏尼特人,才在某天早上之后,消失无踪。
第637章 战后(1)
代善和多铎二人不敢懈怠,战战兢兢又走了一天,还派人在附近搜索了好几道,最终查无影踪,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再计损失,更是令人气恼万分,汉人死的死,跑的跑,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至于旗人则不足八千,也就是说,这一路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马。
两人还来不及懊恼悔恨,更大的坏消息来了。
附近牛录的留守旗人陆续来报,说是盛京已被阿敏焚毁,黄台吉长子豪格也被砍了头颅,放在盛京城外京观的最顶之上,而且祖地赫图阿拉,也被阿敏抢掠一空后,烧成了白地。
代善和多铎初时是不信的,那个强大无比,睥睨四方的大金,什么时候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了,如果这些人没有说假话,那大金。。。大金危矣。
离盛京越近,前来禀报这些事儿的人越多,三人成虎,两人渐渐有些信了,等到了盛京城外,见到那堆规模不小的京观,还有其后已是残垣断壁的盛京后,这才彻底信了。
扳着指头算一算,如今的建州女真,满打满算不到四万人,还包括了老弱妇孺在其中,他们此时的处境,比之老奴起兵的时候还要有所不如。
明国若是大举进军,光是用人堆,恐怕也能让他们亡国灭种,更别提一东一北,还有东江镇和阿敏的威胁。
想到阿敏,代善和多铎都恨得牙直痒痒,以前还有些同情,但没想到他居然在大金身上捅了这么血淋淋的几刀,若非此人,大金的局面也不会坏到如此地步。
不管如何恐惧、害怕,抑或是愤恨,眼下都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把旗人全部聚在一起,以免因为分散,再被其他各方势力所趁,从而造成更多的人丁损失。
代善和多铎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以大贝勒的身份(多铎掌四旗,已经与代善平起平坐,名正言顺地成了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接掌正蓝旗,做了小贝勒),号令所有辽东大地的旗人,全部向辽阳集中,以抱团取暖。
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事,本来以他们目前的状况,退到赫图阿拉才是最好的选择,那里有利于休养生息,只是赫图阿拉同样被毁,缺乏防护,且离东金山太近,阿敏的威胁无时不刻地悬在他们头上,反而不如辽阳安全。
。。。。。。
大明崇祯四年九月初,秋老虎还在肆掠,聚集了明、金、蒙三方关注的大凌河之战,因为一场瘟疫的降临,历时两个多月,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此战在原本的历史上,黄台吉将围城、和谈、攻坚、打援玩得倍儿溜,前后历时三个月,不但将大明在关外的精锐基本覆灭,更逼降了城中守将祖大寿、祖可法、祖泽润、刘天禄、张存仁等人。
虽然祖大寿后来降而复叛,但丝毫没有影响后金在大凌河之战的辉煌,按后世的说法,就是后金获得了战略性的胜利,其意义丝毫不逊于萨尔浒之战和松锦大战,加速了明亡清兴的进程。
但鼠疫的出现,硬生生将这一历史进程打断了,不但黄台吉、莽古尔泰、多尔衮、阿济格身亡,就是很多后来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大放异彩”的贝勒贝子,诸如硕托、阿巴泰、达海、石廷柱等等,也都在这场瘟疫中染病后死去。
再加上李定国带着阿敏和海东青等人,在后金腹地大肆破坏,等代善和多铎带着为数不多、虎口余生的建州女真回到盛京时,迎接他们的是满目疮痍,不得不龟缩到辽阳左近。
经此一役,后金从一个充满勃勃生机,能同大明掰腕子的地方强权,退化成了一个奄奄一息,随时能被风吹灭的孱弱部族。
大凌河城中的明军,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战前连士兵带民夫,一共三万多人,战后仅剩不到八千的人马,其余人等,全部病死,而且因为城内狭窄,地方不够,无法安葬,成堆成堆的尸体就这么放着,直到发臭发烂。
不过好在最终保住了大凌河,而且整个战役与原本的历史相比,耗时不长,支援的大军尚未抵达就结束了,往驰大凌河只有吴襄去过两次,都是偏军,虽然败了,但损失不大,算是给大明保留了一丝元气。
“咯吱吱。。。”令人牙酸的尖叫声缓缓响起,时隔一个月之后,久未启动的大凌河城门,终于打开了。
在确定建奴已然撤离之后,祖大寿下令打开城门,按事先交待好的,派出数骑,前往锦州送信。
除了送信,更重要的,是将城内死尸清理出去,同城外一地狼藉的死尸一起安葬,否则的话,不但疫病还会继续恶化,就是这扑鼻的恶臭也让人受不了。
还有城外的工事…土墙和壕沟,也要一一填平,不能就这么任其放着。
。。。。。。
大明崇祯四年九月中旬,蓟辽总督孙承宗的一道加急奏折送到京师,其内容让朝廷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因瘟疫横行,建奴损失惨重,自行退兵,大凌河城中的将士同样死了不少,为免瘟疫继续扩散,孙承宗令祖大寿率军继续留守大凌河,其后该如何处置,这个问题,总督大人抛给了朝廷。
其后明廷为此事争论了很长时间,有建议继续增兵大凌河,扩建武备,以御强敌的,也有就此认为建奴已衰,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派兵直捣黄龙的。
就在双方互不服气,争执不下的时候,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
这个新的声音最早是从一个小小言官的折子上开始的。
这个言官姓甚名谁不重要,有没有受人指使则不太好说,总之他在奏折中说自己读过医书,又与太医院同僚交好,推断此次辽东大疫乃是由于季节变换,疫气横生而成。
此疫气最为可怕之处,在于能沾染人的口鼻后,相互传播,是以为祸甚烈,大凌河的惨状是其最佳佐证,另外,他还列举了两年前发生在陕、晋之交,逃难民众同样感染此疫病后,死伤枕籍的例子,内容颇为翔实,让人不得不服。
第638章 战后(2)
最后,该言官总结道,大凌河病死了这么多人,周边疫气横生,不宜派军前往。
幸存的建奴残军,同样会将疫气带回老巢,也不宜遣军追杀。
而大凌河幸存的众将士尽管没有生病,但也沾染了疫气,可能还因为送信将疫气传到了锦州,因此建议朝廷,尽弃锦、大两地,其间将士任其自生自灭就好。
两地以南的辽东军兵,全部撤回山海关,不令一人一马进出辽东,以免疫气传入中原,荼毒大明子民。
至少一年后再遣人出关探访,若无疫病继续肆虐,则可接收锦、大将士,同时根据建奴的情况,再定是战是守。
此言一出,守、战两派都不服气,很快用唾沫星子将其淹没了。
不过很快,户部的官员出来力挺,特别是户部尚书郭允厚赞赏有加,甚至还说服了几个阁老支持此提议。
当然了,郭允厚的提议没有这个言官那么偏激,置锦、大将士于不顾,而是稍微缓和了一些,表示这一年提供三十万两白银的粮饷给锦、大两地的军兵,同时两地将士开荒种田获得的粮食,由他们自行支配。
其余条件不变,除此两地的辽东军兵,全数撤回山海关,一年后根据疫情状况,再行定夺。
这样一个折衷的方案呼声渐高,战、守两派也有人见风使舵,转而支持,最后由崇祯帝一锤定音,就此定策。
崇祯此人虽然有些执拗,不愿意轻易放弃国土,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虽然撤军关内,但建奴同样也没有占到便宜。
而且疫病的威胁如同悬在头上的利剑,让他不得不慎重对待,爱护子民的声名,也足可堵住弃守国土的指责。
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糟糕的财政,每年数百万的辽饷,压得大明朝廷喘不过气来,户部尚书郭允厚左右腾挪,能支撑这么些年,也着实不易,眼下有这么好一个弃守辽东,节省开支的机会,他怎会轻易放过。
哪怕这种情况只持续一年,但能剩下数百万辽饷还是值得的,撤回山海关的军兵中,至少有一半是民夫,可以就地解散,他们的钱粮不就省下了?
其余将士的粮饷虽然省不下来,但山海关外各城池的维护,军械的补充保养,所费同样不少,这些就可以免了。
为此郭允厚不惜上蹿下跳,鼓动朝臣阁老支持他的提议。
崇祯同样是因为他的内库囊中羞涩,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不过给锦大两地的粮饷稍微松了下手,最终定为一百万。
大明崇祯四年十月上旬,拖了快一个月的圣旨,终于从京师传到了辽东。
诏令祖大寿为大凌河和锦州的主将,就地驻防一年,其余人马全部撤回山海关。
锦、大两地的军兵还不到两万人,一年百万的粮饷,还有自种粮食的支配权,足够挥霍了,祖大寿规规矩矩地接了旨,安安心心地在大凌河呆了下去。
至于其余各城,则纷纷开始撤离,这其中也包括了孙承宗所在的宁远城。
孙承宗是推行堡垒战法的坚定支持者,袁崇焕也是师从于他,他们收复辽土的策略,就是一座接一座地修建城池,前期只要能守好这些堡垒,就能限制后金骑兵的机动性,同时演练关宁军的战斗力,等战斗力足够的时候,再伺机出击。
随着明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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