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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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提出了到晋陕甘绥宁五省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他明确地提出向东对阎锡山作战，是在11月30日晚发给张闻天的电报里。电报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翌日，他又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周恩来：“如阎军渡河西向，我军开进决迎击并准备乘胜渡河东向。”同时他还命令刘志丹侦察黄河沿岸地形和敌情，绘制地图，做渡河的准备。联系东村会议决定分析，毛泽东这时提出东渡打阎，还是把它看作巩固陕甘根据地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尚未赋予它独立的战略意义。东渡提议得到彭德怀的赞同。　　　　
　　　　当时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即红军主力应迅即向北进攻宁夏，进而夺取绥远的五原、包头地区，接近外蒙，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这种意见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11月下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毛泽东12月1日回信中虽然表示同意红军靠近外蒙的方针，可他主张不要马上出动，而应抓紧时间在陕北扩大红军，四个月内扩大1万人，并且在路线上也不是径入宁夏，而是经由山西和绥远。毛泽东认为，“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这里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一、红军要向外作战；二、不脱离陕甘根据地。彭德怀也认为，以现有力量进攻宁夏及五原、包头，不仅不可能，而且有极大危险性。他建议目前战略方针应以发展关中游击战争，巩固南线阵地为中心。他同意红军突入山西，目的是调动陕北晋军回援，在运动中歼灭晋军主力，扩大红军，求得在黄河一段巩固发展。林彪也曾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这样关于战略攻击方向的选择，大致上出现了三种意见，毛泽东主张向东，张闻天主张向北，彭德怀主张向南，侧重点各有不同。　　　　
　　　　12月13日毛泽东从前线抵达瓦窑堡，参加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军事问题。毛泽东在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指出：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1936年主力红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同时应估计到红一方面军在1936年的下半年有可能和有必要与日军发生部分的战斗。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党的工作重心要摆在山西，总方针为着山西，红军应当进入山西作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根据军委报告精神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军事决议》确定“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为红军的两个基本任务，决定把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去。《军事决议》提出分三个步骤完成上述任务。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完成渡河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准备。第二步东渡黄河开入山西，击破晋军主力，消灭其一部，在晋西开辟新苏区，扩大红军和游击队，组织抗日联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步由山西向绥远转进，打通苏联，实现直接对日作战。会后，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红一方面军下达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


第二部分第41节　于化民的回忆（2）

　　　　如果说直罗镇战斗后毛泽东提出渡河打阎还仅仅把它看成红军行动的临时步骤，那么瓦窑堡会议已经把东征作为一个完整的战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毛泽东坚持选择山西为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果敢决断。通过与向西和向南方案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东征将会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　　　　
　　　　第一，日本继侵占东北、热河后，将魔爪伸向华北，攫取河北、察哈尔大部主权，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卖国政策，全国抗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而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一贯坚持亲日立场，顽固反共，镇压抗日活动。红军东征山西打阎锡山，可以打击汉奸亲日派的气焰，广泛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主张，声援北平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争取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山西、绥远地处抗日前沿，一旦红军在山西立住脚跟，便可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给日本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红军出山西、绥远，接近外蒙，还便于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但与北上抗日的目的比较，它是处在次要地位的。　　　　
　　　　第二，东征山西可以极大地改善红军的经济状况。比起陕北，山西地区宽大、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拥有数亿元的雄厚资本和可观的军事工业。红军东入山西，可以在阎锡山统治区大量筹措钱粮，补充给养，征集军用物资，还可以扩大红军，增强红军的战斗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陕甘根据地地域狭小，四面受敌，红军长久局促陕北一隅，势必陷入被动。以主力红军冲破敌人黄河防线跳出重围进到外线，不但能够调动入陕晋军，减轻对陕甘根据地的压力，还有可能在河东创造新的根据地，与陕甘根据地隔河呼应，互为援手。这并非像有些同志所认为的是放弃陕甘根据地，而是用发展、用开辟新区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是积极防御战略的灵活运用。　　　　
　　　　第四，红军把山西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有利于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红军初到陕北就注意与东北军中下层人员建立联系。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统战的对象发展到上层。中共先后派南汉宸、汪锋与杨虎城联络，张学良也向爱国人士杜重远、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表达了愿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意向。红军选择阎锡山为主要打击对象，就避开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正面冲突，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这也就是《军事决议》中所说的“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东征的战略意义并未马上被所有的人理解。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主力红军行动，周恩来、博古等坚持后方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又说道：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作。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对于陕甘苏区会有极大帮助，要下最大的决心到山西去。但这着妙棋的高明中也蕴含着一定的风险。主力红军渡过河东，陕甘根据地后方空虚，如果南北敌人趁机进攻，陕甘根据地有丧失的可能。主力开往山西，与后方的联系有黄河天险阻隔，一旦黄河被封锁，前线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还有被各个击破之虞。不少人对此表示忧虑。　　　　
　　　　彭德怀在1月24日和26日两次致信中央，强调巩固陕甘苏区的重要性。信中说：“陕甘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采用一切手段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不应使红军行动有脱离苏区的危险。他认为目前中心敌人是蒋介石，坚持红军仍应向渭北发展。他主张把东征作为战略佯攻，调动晋军，求得肃清陕北残敌，巩固基本苏区。1月31日周恩来、博古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提出：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日博古还用他和张闻天的名义发出电报，要求修改《军事决议》把打通苏联置于首要地位的提法。电报说：“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党的新政策之实施，自己要依靠在为中国人民出路之模范的根据地之巩固发展上，因之将保卫与扩大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上述意见表明，经历了丧失全国绝大部分根据地的痛苦之后，中共领导人对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愈发感到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之宝贵。担心丢掉陕甘根据地，是存在于中共领导人中间的一种普遍忧虑。这种担心固然不无道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是采取被动的消极防御，实行全线固守，还是用大胆灵活的战略出击，跳到外线作战，打破敌人封锁，开辟新的苏区，在发展中巩固。无疑，毛泽东所坚持的是后一种意见。　　　　
　　　　1月25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复电彭德怀，再次申明东征是惟一的选择。基本理由是：向北没出路，作战要单纯的打堡垒，征粮亦无办法，向南开渭水以北地区对蒋介石作战，那是张学良的地盘，他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剩下的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渡河东进。常委也吸收了彭德怀的意见，决定东征的作战方针为“稳打稳扎，依靠黄河发展，并以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只有在没有被隔断危险时，才实行敌后跃进，同时保证回渡的船只。　　　　
　　　　为进一步统一对东征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从瓦窑堡来到延长，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听取前线领导人的意见，研究军事方针问题。会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大部分人主张“目前应巩固和发展苏区与红军，坚决反对冒进。”根据讨论情况，对战略方针作了部分修改。据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说明东征讨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针对担心回不来的顾虑，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