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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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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7日致恩来同志的电中，毛主席还预测到，“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们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时局正按照这个预测在发展，毛主席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向前走。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计划于3月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要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心急火燎，力拉共产党出席参政会，以摆脱窘迫困境。
中共参政员要不要出席会议呢？党中央、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反复电商后认为，不能无条件地出席。2月15日，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提出将1月20日宣布的“十二条”提交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条件。这是极高明的一着棋。它不仅有利于扩大“十二条”的政治影响，又能进一步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团结抗战的立场，博得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但是，蒋介石方面既拒不采纳，又无理纠缠着要中共方面出席会议。为打破僵局，在参政会开幕第二天，中共方面又提出临时解决方法的新“十二条”①，作为中共部分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基本条件。若不采纳，拒不出席。3月2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主席分析情况说：“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第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第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通过拥护政府17日命令，发布讨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已到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态度，蒋介石于6日被迫在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反共”决议，中共参政员无一人与会，但会议仍不得不选董必武同志为常驻委员。如毛主席在3月12日致恩来同志电中所说：这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
第二届参政会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退兵时的一战。参政会草草收场，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第二部分第51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5）
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我党对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蒋介石一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了产。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力量得到了更大发展。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苏北解放区，而且使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逐渐联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如意算盘。此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明显地强于国内其他任何军队，成为顽固派们心目中的“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
——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了中间派的政治作用，扩大了中间派的成分。不仅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各抗日小党派和多数的杂牌军、地方势力属于这个阶层，连国民党中央军中的许多军官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许多官员也纳入了这个范围。尽管中间派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的立场是动摇的，但是经过积极的耐心的争取工作，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重大关头，还是同情和支持了我们。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在发生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变化。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不断发展，抗击的日寇兵力几乎与国民党抗击的日军数量相等。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我党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许。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我党日益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因素和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空前提高。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日本人会鼓励他，英美会不作声，苏联会不关心。但是，他的估计全错了。我党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渐渐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这为抗战后期的国、共、美三方会议奠定了政治基础。
4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经验和基本政策进行了总结。毛主席谈形势说：
关于目前时局问题。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从属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起着决定的作用。现在指导中国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一面抗日，一面反共；而在抗日方面——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抗战反汉奸；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拉对拉，以打对打。
我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必须有整套战术，不可粗心。对其反共政策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斗争须是有理有利有节。
在反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将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们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基础。地方实力派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与统治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一般的，应以中间派的态度对之。有人以为皖南事变后整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完全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了，中国社会是中间阶级占很大的位置的。有些同志在此次反共高潮中对中日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发生动摇，对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所以对党的政策也发生动摇，以为三三制的政权不适用了，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不是统一战线政策了，而是土地革命政策了。
有些同志把对付国民党破裂的可能性，当作最坏的惟一的可能性，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
有些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战政策与阶级政策、统战教育与阶级教育的一致性。
有些同志不了解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政权社会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志。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也是他准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总结的报告提纲。这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赞同这个报告提纲的决议。5月8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对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政策进行了更为科学、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解释和概括。这就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这篇著名文章。
从何、白“皓电”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半年时间，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毛主席肩上担子沉重。但是，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那个时期他起草的文电很多，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三百多件，除少数几天没有发出这样内容的文电外，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1月和1941年1、2月，每月都是五十件左右。在11月初起草“佳电”前后和12月上旬顽固派的“齐电”发出之后，是毛主席发出电报最多的时候。11月3日和13日这两天，均发出了九件。在12月14日这一天则发出了十一件，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的最高纪录之一。这些虽多为布置工作、发布指示的急电，但并非全是事务性的应急处置。如上所述，不少文电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还有一些文电，对他的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的阐发。这些文电和这个时期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的某些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论政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可以说是集这些思想之大成，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从毛主席的文电以及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同他的文电往来，还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为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从而他的这些认识或决策既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汲取别的同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高于别的同志的思想认识。例如，对于“皓电”，中央最初决定答之以强硬的“炸弹宣言”。在恩来同志反映了重庆各方意见，提出望“作表面的服从”，以分化顽固势力和“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全国，答复何、白”的建议后，采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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