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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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56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5）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　　　　
　　　　周兴忙说：“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9点多一直谈到12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　　　　
　　　　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　　　　
　　　　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它干吗，全是假的！”　　　　
　　　　从1944年4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　　　　
　　　　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　　　　
　　　　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务从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　　　　
　　　　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　　　　
　　　　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　　　　
　　　　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　　　　
　　　　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的事。　　　　
　　　　1944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


第二部分第57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6）

　　　　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做了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迟延至今才召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1）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10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120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l万万。这时召开七大，意义非常重大。（2）党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　　　　
　　　　我作为代表和工作人员出席了七大。当时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工作人员一律驻会，只有我和陈刚两个人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机关，所以每天都从枣园到杨家岭开会。来回往返，使我们更加繁忙。　　　　
　　　　4月23日，七大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期间，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陈毅、高岗、张闻天、博古、康生、陈云、彭真等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了专题发言。博古发言的内容是关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破产，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王明的路线错误。　　　　
　　　　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　　　　
　　　　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毛主席历来认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于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过，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说：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就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弟党单方面作出牺牲。丢失自己的利益而去援助别人，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既没有真正的帮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　　　　
　　　　毛主席的谈话深入浅出，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引起我的深思。主席的谈话充满辩证法，与我在苏联学习时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多么地不同呀！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