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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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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14日，是宁都暴动1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想起了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红5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我的另一位老首长、原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董振堂，他们早已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我是个幸存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想到这里，激动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我立即坐在桌前，含着眼泪用毛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从1934年长征前到现在的大体经历和自己目前工作、学习情况，请毛主席批评指示。
信发出之后，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天天盼着毛主席的回信。当我给毛主席去信一个半月之后，1945年2月7日，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当通信员告诉我是毛主席给我来的信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我拿着信仔细端详着，信封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比普通的信封要大，信的封面上有一个印好的红框框，在红框框正中用毛笔写着五个大字“孙毅同志收”，左下方落款是“于昆仑”。我知道“昆仑”是毛主席住处的代号。
我急忙将信拆开，毛主席那挥洒自如、遒劲有力的笔体，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信是这样写的：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武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日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辛劳，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收到毛主席的信之后，在我思想上激起了层层涟漪，主席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惦记着五军团的将士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休养与学习结束前，毛主席要当面听我汇报，到时候向毛主席讲点什么呢？
在党的七大会上，我亲耳聆听了毛主席激动人心的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想想领袖的教导，想想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再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们，自己感到很惭愧，于是暗暗下定决心，团结同志，做好工作，争取对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
七大结束后，凡是七大的代表又到党校集中起来接着学习了两个月，讨论七大的路线，学习七大的文件、报告，都编了组。“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标题我还记得很清楚，讨论了两个月还是比较深刻的。会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去贯彻七大的路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回到冀中，大眼侯——侯玉田、张君、我，回到冀中就贯彻七大的路线。七大代表们对路线讨论深刻，对路线的执行也比较坚决。总之，七大开会五十多天，讨论得比较深刻，以后又进到党校，关于七大的路线又学了两个月，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七大以前，毛主席给我写了封信，说我走以前，我俩再谈谈。可是后来不久日本投降了，那时候，毛主席决定要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去。临走时，我被点名到飞机场为毛主席送行。送他们时，我想等毛主席回来再说。
开完七大，学习两个月后我就回到冀中。去延安前我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七大结束后回冀中，原来的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调走，我就担任了军区的代司令员。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七大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的。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我们纪念党的七大，更重要的是发扬七大团结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和紧密联系群众的精神。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仍需要团结，全党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各企业、各部门之间也需要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协作，锐意进取，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孙毅）
第三部分第80节 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1）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经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事。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因此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8月28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了我们四个人。
从这两个文件看，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政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在10月8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致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谈，一共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心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需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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