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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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事堂虽设在中书省，却是独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皇帝沟通，宰相们在这里以天子的名义议定天下大政，“政事堂会议”是帝国最高行政机关。堂后设列五房，分理众事，供职者称“堂后官”，负责行遣文书，虽是一般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大约是宪宗即位后不到一年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份的一天，时任宰相的郑馀庆正在政事堂中大光其火，他对一位跑到他们身边指指画画的堂后官大声叱道：　　　　
　　　　“你是什么身份？！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滚出去！”　　　　
　　　　事出有因。这位堂后官名叫滑涣，在中书门下有不少年了，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个吏员，绝不敢如此放肆。他之所以有这个胆子，是仗着和宫中宦官、任知枢密一职的刘光琦关系匪浅。刘光琦是宫中的老人，对拥立宪宗、打倒王叔文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对国家事务，从来都是极为关切的，不时要按照己愿干涉一番。于是他就指使这个滑涣，对宰相施加影响。杜佑、郑絪都是老实人，不敢得罪他，此次郑馀庆实在是忍无可忍，怒火终于爆发。滑涣只得灰溜溜地退下。　　　　
　　　　可郑馀庆为此付出了代价，未过多久被罢相，改任太子宾客。　　　　
　　　　这时，有一位中书舍人看不下去，秘密给皇上奏上一本。表奏中没有就事论事，只是向皇上密报说，政事堂吏员滑涣擅权专恣，任意妄为，接受了无数贿赂，请皇上下诏剪除。　　　　
　　　　宪宗览表，十分愤怒。心想：这还了得！立即下令宰相采取行动。　　　　
　　　　这天，整个中书省四门被突然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入，神策军士们直奔堂后搜查，果然获得了滑涣受贿的证据。九月，滑涣被贬为雷州司户，不久赐死。　　　　
　　　　皇上心里对上表的这位官员大加赞赏，联想起早先议讨刘辟时，杜黄裳力主进攻，朝中也只有他坚决赞同，并建议另征江淮之师，取三峡之路，以分敌寇之力，计策十分精当。皇上采用了他的策略，更对这位刚毅而有谋略的大臣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　　　　
　　　　这就是李吉甫。　　　　
　　　　吉甫字弘宪，排行三，赵郡人。他的父亲李栖筠在代宗时曾任御史大夫，名重一时。吉甫幼禀家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以门荫入仕，二十七岁时就做到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吉甫以该洽多闻、精于故实而得到一致的称赞，后来在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转为驾部员外郎。陆贽为相时，由于意见不合，被贬为明州员外长史，此后在忠州、郴州、饶州任职，滞留江淮将近十五年，备悉民间疾苦。宪宗即位，方才人京为考功郎中，转任中书舍人，与裴垍并充翰林学士。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杜佑退休，杜黄裳也出镇河东，实际上已不再行使相权。十九日这一天，翰林学士李吉甫和裴垍受命草拟命相制书，两人在学士院分头垂帘挥翰，互不相知。吉甫起草的内容是命武元衡人相，书罢，吉甫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绪，连声叹惋；而另一头的裴垍却一语不发。其实吉甫并不知道，裴草拟的制书却正是拜他入相。　　　　
　　　　裴垍写完，才起身向吉甫道贺，一无落拓之意。两人执手间，吉甫却几欲泪下。　　　　
　　　　他对裴垍道：“吉甫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旦蒙恩若此！”说到这，话音业已哽咽：“为人臣子报皇帝陛下恩德，惟有提拔贤才而已，君有精鉴之识，愿为我尽言之，吉甫定当不遗余力！”　　　　
　　　　裴垍也很受感动，遂拿来纸笔，一气写了三十多个姓名。果然，吉甫没有食言，数月之间，选用略尽，一时朝野为之振奋。　　　　
　　　　一个人的处事性格，从一两件典型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为忠州刺史时，陆贽也被贬来此地，吉甫不念前嫌，主动修好，并仍以宰相礼事之，使得陆贽大为感动，这也反映了他刚正的人品。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因而对藩镇割据的现状十分反感。　　　　
　　　　比较来说，当时朝中的其他几位主要的大臣与他都有不同，其中武元衡公允平正，裴垍端默持重，李藩忠恳言直，权德舆文质彬彬，而李绛则以明察思深、讲究谋略见长，因此，尽管他们在抑制藩镇这一个大方针上意见是相同的，但吉甫却是朝中主战派的代表。　　　　
　　　　十月份李锜反叛，吉甫坚决支持武元衡的讨伐方针，并且又向皇上提出了一条极富战略性的计策。他主张诏令敌后的徐、汴二地的军事力量共同行动，与中央军形成犄角之势，给中间的李锜加以强大的威慑，可使敌不战自溃。宪宗接纳了这个建议，战局的发展正像吉甫所料，李部在压力下果然内变。　　　　
　　　　在力主对藩镇强硬这一点上，吉甫对皇上的影响是没人能够相比的。他鉴于方镇贪恣专权，上表皇上建议令方镇所领的各州郡刺史得自为政，并由朝廷派出“员外郎”一级的朝官出任刺史，以削弱节度使权力。宪宗深以为然，派出了十余人赴外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吉甫的强硬路线还在于他直接向藩镇的首领节度使开刀。乘着平定蜀、夏、吴的东风，他以宰相的身份发布任免，对将近三十多个藩镇节度使进行调动、改易，并迫使其中有些人请求入朝，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以及早年上表威逼王叔文的荆南节度使裴均就是其中的典型。尽管此举尚未能对河北实施，但魄力还是相当大的。据白居易在给皇上的一份表状中说，这一段时间以来，诸道节度使在朝廷或追或替的政令下，到了“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的地步。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果然，到了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三、四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使得吉甫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场的养子，通过宦官的关节，得到了“尚书右仆射、判度支使”的荣衔，正显贵一时，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吉甫弄下去。　　　　
　　　　正好，在四月份的“贤良方正直言”策试中，三位应试的低级官吏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放言指陈时政之失，特别是皇甫湜，甚至把矛头指向宦官，认为宦官操纵兵权，过于专横，引起考策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的注意。结果，韦贯之把他们署为上第，呈送皇上，皇上见了策文不大高兴，被攻击者就更感到不能忍受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淫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此时，另一位宰相武元衡已奉诏接替高崇文出镇西川，当事者就只有郑絪和李吉甫。吉甫对外采取加强集权的强硬方针，对内必然也要有所动作，所以经常向朝士们表露对宦官们干预是非的不满，想不到皇甫湜居然就在策文中捅出来了。对他的直言不讳，吉甫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是十分赞成。　　　　
　　　　裴均指使人向皇上报告：“这全是出于执政宰相的唆使。”意思就是吉甫。　　　　
　　　　宪宗得知很生气，觉得李吉甫以此方式宣泄不满，有失为臣之道。幸亏不少谏官秘密上疏为吉甫申辩，皇上才稍稍改变了想法。但宫中的宦官对策文中强烈的攻击却是不能接受的，否则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　　　　
　　　　刘光琦和吐谷承璀对皇上哭诉道：“裴垍、王涯负责策试的复核，而擢为上等的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不先说明，裴垍又无所异同，选人惟亲，简直太不像话了！伏请陛下明察。”　　　　
　　　　皇上对身边的近侍一向是信任的，他还要依靠他们做他想做的事，见两人这么说，事实似乎也能成立，于是只好罢免了裴、王二人的翰林学士。接着，又贬王涯、韦贯之、杨于陵出京，对牛僧孺三人也不予升调，迫使他们不得不远赴藩府。本朝地方大镇可以自辟中下级属官，无须中央任命，所以士子在朝不得意者，往往入于幕府。后来有所谓“藩镇得人”之说，也就是这么来的。　　　　
　　　　皇上此举招致了很多议论，白居易就是坚决反对者之一。但不知怎么，吉甫仍然没有表态，甚至在处理牛僧孺三人的过程中，也一点都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更没采取他应该能够采取的缓解措施，或者做些解释。也许在他看来，这毕竟是一件小事，但吉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就此犯了他一生中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数十年后，有不少人把这件事的过错加到他身上去，由此给他的儿子日后的一位杰出的宰相酿生了一场重大的灾难。　　　　
　　　　宪宗虽然不能摆脱宦官的影响，但对宰相的态度非常明智，他很清楚祖父德宗晚年的失误就在于事事躬亲，没有做到用人不疑。同时，皇上也十分慎重，每次选用宰相都经过仔细的斟酌，一旦任用，便推心委之，经常与他们讨论交流。政治的秘诀就在于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什么时候两者能够平衡，什么时候就能显出政治上的清明。宪宗做得很成功。　　　　
　　　　因此“元和”成为本朝历史上第三个贤相辈出的时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