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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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把祖国这大片疆土看成是先人给他留下的业绩，他有责任继承。他把中国看成是他溥仪的中国，不存在什么祖国不祖国的说法。因而，他被移交回到祖国，他并不以为然。他对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一直采取了抵制和反抗的态度；对被贬、被驱逐皇位，视为耻辱，念念不忘。他认为共产党政权维持不了多久，形势会起变化的。在这动荡的年代里，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等着瞧吧！
　　有的伪满洲国大臣紧跟溥仪伺机待变。有的大臣在溥仪的大伞下面，积极和国民党挂钩。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中共不存在任何幻想。他们认为，尽管目前已落到中共手里，但还不是最后结局。走着瞧吧！
　　以上这一粗线条的归纳，概括了溥仪等人的思想动向并以书面上报。这对有关部门乃至中央在管理、教育、处理溥仪等人问题上起些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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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似乎是一件简单而又平静的引渡，实际上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行动。我们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外交使命，从接到外交部有关引渡指示开始，便花了很长时间，搜集了不少资料，对这次引渡任务和引渡对象，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在引渡过程中不出差错，万无一失。
　　为了全面交待这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引渡活动，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从外交部给东北外事局发来的有关引渡工作的指示电说起。
　　陆曦看到这一指示后，只觉得任务重大，却有些摸不到头脑，他第一句话就脱口而说：“东北光复已经五年，日本投降后，又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了几年仗。整天忙于战争，却把这个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大清王朝最后这个小皇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给忘得一干二净。怎么！他竟然还活着！”
　　溥仪确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具体说来，他是大清王朝的代表人物。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3）



　　大清王朝有十个皇帝。这十个皇帝中，能够在民间留下点好印象的没有几个。康熙似乎口碑不错，他为江山社稷也干了不少好事。雍正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好。他那些不成器的儿子，为争夺太子桂冠，或者说是为了争权夺利，闹得天下血肉横飞、乌烟瘴气。他连自己的儿子家事都管不好，谈何管理国家大事；乾隆虽有才气，他却吊儿郎当，倒像个难成大器的酸秀才，而且他还是个情种，留下了不少风流艳史。虽说他也常常出宫走走，所谓微服私访，美其名曰“为了江山社稷”，实际上是用公款旅游，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光绪则生不逢时，来不及风光；惟独宣统皇帝溥仪独特，他在前半生中，三岁即位、三次登基当皇帝，过足了皇帝瘾。
　　溥仪被溥杰称之为末代皇帝。这一称呼，不无道理，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和中国历代皇帝一样，都是以真龙天子的身份，凌驾在中国人民头上，靠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作威作福。所不同的是，他还当了多年日本侵华军事集团的傀儡皇帝，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在伪满洲国摇旗呐喊，并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结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胞弟、千岁爷溥杰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过日本军方的专门培训，而且还在日本皇家和军方的唆使下，娶了一位日本皇族姑娘为妻，从而使爱新觉罗家族和日本皇帝结下了血缘关系。
　　根据以上背景情况，我们有一个问题不理解，就是在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溥仪和溥杰两兄弟为什么不随日本要员去日本避难、或流亡他国？却跑到苏联那里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弄不清，顶头上司陆曦也有些弄不清。
　　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曾是晋察冀抗日游击队中的名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几年，俄语很好。他虽然也是由部队调到地方，第一次从事外事工作，但他很快就把工作扶上了轨道。这是由于他肯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肯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对我影响不小。
　　接到引渡战犯的任务后，陆曦一直认为有些情况不明，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对我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弄清溥仪等人去苏的有关情况，我想去北京外交部做些调查研究；同时，我们也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就此事进行一些接触，通过苏方摸一下有关情况。”
　　正当我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联系拜访的时候，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又给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林枫副主席发来一个指示电。电中除重申引渡溥仪等人指示外，又强调指示二点：一、除派外事局长陆曦负责这一任务外，应另派一团级干部和适当部队前往协助，因为在接收溥仪等人的同时，还要接收一大批日本战俘；二、在接收苏方交回的人员中，不要将日本和伪满洲国战俘安置在一起。
　　这一来电使陆曦稍为平静了些。
　　陆曦对我说：“北京先不要去了。看来，溥仪等人是和日本战俘同时被抓到苏联去的。有些情况，我们只能从苏联军方了解。特别是要了解这批战俘去苏和在苏扣押情况，一方面可从苏方移交战俘的人员中了解，一方面在移交后，可从溥仪等人的嘴里了解。从这一来电中也看出，有关这批战俘在苏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有可能北京也不一定了解。只能有待我们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去了解，而且中央也很需要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我很佩服陆曦的分析能力。有关溥仪等人的一些情况，不仅我们不知道，连外交部也不一定知道。而且，有关各方都需要我们到第一线去了解。可见，这一任务，担子不轻。
　　东北外事局于1947年建于哈尔滨。当时，外事局的干部仅有三人（陆曦、夫人王如和我）。局长是从部队调来，我从医科大学调来，都是第一次走进外事部门。我们不熟悉外交业务，又无处学习，能否圆满地完成这中央交下的重大使命，心中都没有底。
　　几天之后，陆曦又拿出外交部的来电，对我和王如若有所思地说：“中央提出把溥仪和日本战犯、战俘分别接收是很有道理的。这两种人不能混在一起。日本战犯虽然已经缴械，尚不能遣返回国。他们在中国入境后，到处都是他们的受害者，要严加看管。溥仪等人都比较复杂，罪孽也都不小，但他们是被引渡回国。他们都有一定的负罪感，不敢闹事。
　　“经与公安部商量，并做了具体安排。在我和苏方代表办完交接手续之后，一大批日本战犯、战俘，由公安部派人负责。公安部党委将派田羽和石屏两位处长，和我们一同去完成这一任务。溥仪等人由外事局负责。路上的安全和接收后的财物移交，也由公安部派人负责。”
　　接着陆曦又说：“远行和我一起去完成这一外事任务，王如留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陆当时发现我有些踌躇，便说：“谁都是从头开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龇牙咧嘴的敌人，都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还怕这批战犯战俘不听话。办外事，我自己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事谨慎小心就是了。”
　　正当我们渴望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批战犯情况的时候，外交部又给东北外事局发来了一个通报，介绍了这批战犯移交的工作原委。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全面进军中国东北三省，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军。战争结束后，苏联红军将东北地区的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以及其各部大臣，都押解到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并由苏军方负责看管和审讯。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4）



　　半年前，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达成口头协议，定于6月底，7月初，中苏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再商引渡溥仪等人的具体方案。
　　这一来电看出了这一引渡使命的分量。一是此事是由毛泽东亲自过问和经手办理的；二是此事是中苏两国政府要办的大事。因此，我们对此事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这一来电也明确了去绥芬河的引渡任务，但令人担心的是，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新问题。
　　这批战俘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具有不同思想、不同信念、不同观念的活人，是一批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汉奸走狗、侵华元凶，都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而且这些活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私心。因此，这批战犯、战俘是否能老老实实地接受移交？我们心中无数。特别是，苏联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这批战犯、战俘移交到中国？我们也猜不透。
　　这些疑问，提高了我们的警觉。办这件事，不能掉以轻心，要看到顺利的一面，也要看到艰巨的一面。
　　为了使艰巨的一面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从领会中央有关指示开始，对溥仪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中央精神，“不要将日、满战俘安置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要区别对待。
　　至于溥仪及其各大臣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类人？是战犯？是战俘？还是双料货，既是战犯又是战俘，或者什么叫法都不是，说不定会有别的叫法。对此，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把他们最终归于哪一类。
　　苏联当局向我们联系移交时，对溥仪这些人的叫法，前后也不一致。苏方有时称他们是战犯，有时称他们是战俘。其实，这几种叫法，严格说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战犯：也就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自然人。在1945年，就已经有过明文规定：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要负有国际刑事责任。换句话说，承担国际刑事的人，就是犯有国际罪行的自然人。这类罪行有三种：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其中发动侵略战争罪，则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当战争结束时，侵略国及其准备、发动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