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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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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听懂大兵要找的是Magam,便横眉冷对地说:“死了!”
  苏联大兵走了。小王尾随其后。当苏联大兵走到松花江边时,小王趁机将他推进了松花江。
  东方发亮,晨光四射,公园里也开始有人来往。小王仍然看不到江岸有什么动静,便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小王把阿姨家打扫了一下,然后跪在地上,连叫三声阿姨,又叫张老师,并郑重对阿姨说:“我替阿姨报仇了!我亲手杀了强奸阿姨的凶犯。我为中国人除了一个大祸害。阿姨,你瞑目吧!”说着,他就趴在地上,大哭了一阵。
  小王讲到这里,似乎已将要说的话都讲完了。停顿了一会儿,小王又接着说:“学校复课后,同学们凑在一起,首先议论的就是这件事。一提此事,同学们无不咬牙切齿,极为愤怒。
  一天在课堂上,同学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又怀念起张老师夫妇。这时,我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冤恨,便当众讲出了,我如何杀了一个苏军,为我姨妈和张老师报仇的事。”
  看来,此事已有很多人知道。
  我便立即问小王:“同学们听了这件事,都有些什么反应?”
  小王回答说:“那些天,同学们议论此事后,反应十分强烈,有人想借机大闹一场;组织起来到苏军司令部去抗议去控诉,去讨个公道;还有人主张,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以抗议苏军暴行。
  “同学们在议论此事时,都很齐心,你一言、我一语,空前一致,非常团结。”
  接着小王继续说,他们同班同学,人数虽然不很多,但多是本市学生。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背景,却十分复杂。而在他们这些学生中,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青年联盟成员。这两部分人,平时矛盾很深,往常吵架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然而,他们在听小王这场冤案的控诉时,异常一致,异常平静,都对小王表示同情、表示支持。好像小王为全班同学出了一口恶气。
  小王接着说:“我只知道我当了多年的亡国奴,而我不知道国民党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想干什么?我讲述这段杀死苏联大兵的历史,并不是要向国民党靠拢,也不是有意疏远亲苏的中国共产党。我公开讲这件事,不是为了要巴结谁!或表示要仇恨谁!也不是为了吹捧谁!或给谁脸上抹黑。一句话,当时,既然苏联大兵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持枪强奸我阿姨,我就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为我阿姨复仇。我要一命抵一命。这是天命,这是公理。就是把这个官司打到天边,老百姓在没有政府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愤起自卫,是无可非议的。况且,我们对苏联的印象,长期以来就不很好。”
  小王接着又说,当时一些青年学生不大欣赏苏联。尽管都知道,孙中山提倡联苏、联共,但苏联作为邻国,对我们并不友善。
  远的不说,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苏联就很滑头,苏联元首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正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入侵中国、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苏联伸出国际主义之手、帮上一把。但事实上,任凭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蹂躏,苏联除考虑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外,没采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措施。当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侵略集团请斯大林出面,充当战争的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斯大林这才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5)



  苏联及其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对华态度,令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无法理解,十分寒心。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苏联红军以先进的军事武器、快速的冲锋枪,在威力出奇的坦克部队掩护下,仅用两三天的工夫,就占领了东北各大城市。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胁迫下,已经大伤元气,很快就宣布投降。
  从此,苏联红军即以战胜者、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各大城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并在各城市里着手组织了地方政府。当时,就有一批地痞、奸商,以及一些略懂俄语的汉奸都粉墨登场,抢权、抢钱,为非作歹。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不仅这批中国败类趁机大发战争之财,苏联红军也大捞了一把。
  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中长铁路沿线的东北老百姓、北满铁路职工和边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看着一列一列的货运火车,满载东北物资,开往苏联。
  这些物资不仅有由日本关东军部队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还有大量军、民用工厂、企业和矿山的机械设备、器材物资,乃至母机机床,以及机械产品和民用产品,还有大批东北国库中所储存的民用物资,诸如棉花、粮食以及建筑设备、器材和建筑物资。就连溥仪皇宫的可动财产,以及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中的钢琴、沙发和家具等都作为缴获物资,全被运到苏联去了。较大的重工业企业,被掠走一空,如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全部设备全被拉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这些事实,对饥寒交迫、渴望温饱的东北老百姓来说,十分敏感,十分不满。
  诚然,苏联红军将出兵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去,以补偿苏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被称之为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社会主义战胜国来说,作为一个标榜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如此掠夺式地运走、抢走邻国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资,怎样向世界自圆其说呢?岂不是口头上宣扬一套,而实际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套。
  有些有前科的苏联大兵一进城,都成了太上皇,他们利用各地既无政权、又无法律,既无“红绿灯”、又无“人行横道”,无人权保障的混乱局面和机会,纷纷持枪横行,为所欲为,奸淫掳掠,弄得各大中城市昏天黑地。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如此可悲。“昨天撵走了一只虎,今天又迎来了一只狼”,这种谩骂声,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东北地区,传播得沸沸扬扬。这种义愤的传播,不是来自西方媒体,也不是来自国民党或三青团,而是来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百姓。
  接着,我又问小王:“你谈的上述情况,入情入理,我能理解。但我想问你,你的这复仇杀人一事,既然无人告发,为什么你要来投案自首。”
  小王说:“不仅没有人告发我,而且我这复仇一事,还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但我总觉得,我毕竟是杀了人。
  “虽然我每想起这件事,我就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臭骂老毛子一顿,但我内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并不是怕苏联人会报复,我敢作敢当,我怕的是,我这手沾上了杀气。这是一种永远洗不净、甩不掉的杀气。这种杀气一直在干扰着自己的神经,从而使我背上了包袱,又后怕、又后悔。于是,我很想向政府当局说说,不管怎么处理我,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这是我来投案自首的原因之一。
  “之二是,我有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即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也算犯罪?
  “我自认为,一命抵一命,在蒙冤无人管、有仇无处诉的情况下,杀人报仇,应该算是符合公理的。两年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我们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只能忍受,没有做人的权利。在这情况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能忍受吗?你不杀他,他还会害人。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不该算是犯罪。
  “但是,我又不知为什么,事后虽然没有人找我纠缠此事,但我还是有些负罪感。这种烦恼,成了心病。我希望能有人给以指点。
  “之三,学校里有几位进步同学建议我来自首,以听从你们发落。
  “我认为,今天对你讲完此事,就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不管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认账。从此,我可以丢下包袱,轻装前进了。”
  我听了小王这一席话,颇为震撼。小王年纪不大,口才很好,案情说得透,辩词讲得清,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生挺孝顺,挺勇敢,也挺仗义。只是他投案自首的目的,听来听去,也听不出明堂来。苏军已撤,又无人告发,他来状告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犯的是什么傻?我问的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含糊其辞,一套官腔,不足为信。因此,我也不想再去问他什么。但我也不能只听、不表态。表个什么态,自己毫无把握,是批他、骂他,还是支持他、同情他,我心里没有底。于是,我对小王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我请示一下,再答复你。”
  小王走后,他所自首的这件事,使我有些犯难。
  当时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正当外事局即将随大队人马开往沈阳战场的非常时刻,对这种事过境迁,又找不到原告,又无人追究的自首案件,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人命关天,再紧张也不宜轻率处理,至少也得将此事交给哈尔滨市外事处去处理。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6)



  我带着不少困惑回到了办公室。为了立此存照,就此案我还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领导看到这一报告对我说:“对,你让他回去,做得对”,“这样的事,谁也办不了。苏军已撤,苏方也没就此事来找什么麻烦;而且我和苏方也没有司法合作协议,苏方也找不上我们,况且事过境迁,无根无据,也够不上国家间的交涉。就是苏联官方找上门来,我们还得替中国受害人、被告人辩护几分。所以我说,这孩子是个神经病。他到我们这里投案自首何用?乱弹琴。他明天不来,就算结案,不再理他;如果他来,就开导开导他。
  “可告诉他,我们很忙,他还有什么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对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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