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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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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要他们放我回家，他们不理。约在上午8点钟左右，马克尼和另外一个美国军人架着我的双臂，堵上我的嘴，用卡车把我载到了天津。几天后，戴维斯和另外两个军人也到了天津。他们几个人像野兽一样糟蹋了我十多天。在天津我苦苦哀求让他们放我回家。他们包括马克尼在内根本不理我，整天饮酒作乐，一句人话也没有。当时，我的伤势已经很重了，已经不能动了。我感到已经绝望了，曾几次找机会自杀，由于他们轮流看得紧，都没死成。
我偶尔听到马克尼和戴维斯说，他们就要由天津乘军舰回国。这时，我自己暗暗在想，他们不肯放我，无非是怕我回北京闹事，为此他们在回国前，有可能偷偷把我打死，杀人灭口。如果他们要打死我，正合我意。我已经被他们弄得半死，已经没脸再活在人世，不如一死了之。然而，这几个野兽般的美国兵不仅不杀我，也不让我自己死。他们要在回国前灭绝人性地折磨我。等调防时间一到，他们便登上军舰，一走了之。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这天，在我不知身在何地，又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马克尼等人登船离开了天津。他们临行前，和往常一样，把我反锁在屋里。
第二天，小屋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国人，估计是房屋管理人员。他发现我躺在墙角下，以为我已经死了，便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心甘情愿地让人家糟蹋。这好！人家走了，你也被弄死了。这就是当吉普女郎和妓女的下场。”说着，他走到墙角踢了我一脚，才发现我还活着。
我挣扎起来，忙说：“这位好人快救救我！我是被美国人马克尼绑架来的。我是好人。”
“还活着，在这里跟美国兵鬼混的不是妓女是什么？真丢人！还说是好人呢！一个姑娘家堕落到这步田地。”
“不是的，我是北京的女学生。好心人，求你救救我吧！放我回家。”
“凡是跟美国兵鬼混的女人都这么说。我怎么救你？我还是把你送到桂花院，让他们去救你吧！”他接着又说，“这样的事也不止你这一起。我只能这么办。哪里来，就往哪里去。这是给你找个出路。否则，你死在这里也没有人管。”
就这样，我被此人推推拉拉地送到了桂花院。
桂花院掌柜的还算有良心，对美国兵糟蹋中国姑娘就很有气。当我被推进桂花院时，老鸨就已经猜出了我的遭遇。老鸨发现我的病很重，还破口大骂了几句美国佬。当我跪在地下、求她给我爸爸发封信，并告诉她，我家会有黄金给她。这老鸨发现我已病得很重，又听说可以获得黄金，便发了善心，才把我写的那个小纸条邮寄了出来。
这个事件就讲到这里。
王司令看大家还没有什么大反应，便接着说：这是一件比沈崇事件还要惨的惨案。有人会问，案情如此悲惨，为什么不告发？
回答很简单，告谁？谁告？像这样一个无头案，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受理吗？靠美国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敢向美国提出交涉吗？政府不为民做主，作案人又逃之夭夭，告发又有什么用？
全国还没解放，人民还没翻身，能怎么办。我看，先把这个天变了再说吧！我们这些搞新闻、搞外事的，只能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或许将来能有用。
王司令讲完这个故事后，在座的各位还是目瞪口呆地等王继续讲，似乎这个事件还没有完。
王司令又发话了，他说：“没听够？等吃完午饭，下午我带你们去见一位沈阳老住户许先生，让他给你们讲一个在沈阳发生的涉外事件。”
这时，我争先表态：“今天的聚会收获不小。王司令讲的涉外事件，我很感兴趣。我将把这类涉外事件的细节，一一记录下来，说不定以后会有用。下午我一定去。”
当天下午没找到许先生。王司令决定先把事件的梗概向我介绍一下，他说：“许先生跟我讲的这个涉外事件，就发生在他身边。”
许说：1945年冬天，我住在沈阳小南门里的一个筒子楼的楼下，左邻右舍全是为生活奔波的普通老百姓。没过多久，隔壁搬进来一家新户，是母女两人。母亲约有50多岁，沉默寡言，对人和善；姑娘约有20岁左右，是个正在读书的女学生。这姑娘长得很美，也很活泼，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有礼貌地点头打招呼，走起路来总是蹦蹦跳跳，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可能是我们要做新邻居，彼此很自然地就产生一种信任感。当天晚上，这姑娘还主动到我家来，和我妻子聊了很久。从此以后，我妻子也到她家看看她母亲。她母亲虽然情绪很低沉，寡言少语，但对我妻子的关怀，十分感激。就这样，我们两家一开始就相处得很融洽。
从接触和交谈中，我得知，她叫风琴，原籍山东。她父亲在1945年东北光复前几个月，经商赔了本得大病死了。母女二人靠原有的一点积蓄维持生活。
风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姑娘，每次学期考试中，她都是名列前茅。从日常接触看来，她还是一个很孝顺的姑娘。
风琴年纪不大，很懂事，她为人和善，心地善良，对邻居一向和睦，友好热情。
我们两家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相处，关系较为密切。她母亲也不时到我家来串门。逢年过节，甚至遇到偶尔的需要，两家还相互送一送好饭菜；有时还一块去逛逛商店，看看电影；有时还聚在一起聊聊天。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8）
当时中国，外患刚去，内战又起。社会状况混乱不堪；经济局面更是一言难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一捆钞票买不上一包火柴；工厂停工，失业倍增。
一天，风琴非常伤心地告诉我，她们母女的生活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为了养活妈妈，她决心放弃升学计划。
风琴的苦衷、我很理解。当时，全城的百姓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叫苦的何止风琴母女二人。我对她只能说几句同情的话和感慨的话，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
没过几天，风琴一个亲戚把她介绍到美国人大院（院内有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美孚石油公司等美国驻沈阳常驻机构）去当事务员。这份工作虽然紧张一些，但月薪还不算少。因此，升学深造一事只好以后再说。
从那时起，我发现她母女的生活状况略有稳定，风琴的情绪也略有好转。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已过去了五个多月。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风琴不知为什么，直到深夜还没回家，她母亲有些着急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趟一趟地到大门口，看看路头上有没有女儿的影子。
大约在夜里1点左右，我们都被楼外的车声和捶门声惊醒了。我很奇怪，我们那个小陋巷，从来就没进过什么车。没多久，就听到楼下开门的铁链声和皮鞋声。我们一听到皮鞋声，都吓坏了，好像鬼子又来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当过亡国奴，当年，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统治下，一听到日本鬼子的皮鞋声，就吓得心惊胆战。此刻，听到皮鞋声，谁都不敢出门。我们立在自己的屋门旁，只听到一个男人的重脚步跨进了风琴屋门，还听到风琴母亲的惊叫声和风琴的呻吟声，接着就是那个男人离开风琴家、走出楼门的皮鞋声。我已按捺不住，想出去看个究竟。我妻子拉住我不放。我妻子当时说，风琴有灾你去也救不了，无灾你去也没有用，究竟是否有灾也还难说，先不要匆忙行事。我觉得妻子说得有道理。
第二天，风琴病了，没去上班。早晨，我们去看她时，她还没起床。我们从她母亲那里也没了解到风琴生了什么病，估计是工作太多，把她累坏了。既然她妈妈不愿多说，我们也就不便多问。看到风琴已平安无事睡在家里，我和妻子也就放心上班去了。
晚上，我去看风琴，使我大吃一惊。她的面孔显得很憔悴，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完全消失了过去的健康活泼。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坐在旁边的她母亲，不多说话，一双眼睛也哭红了。在这情况下，我对风琴的病情和昨夜发生的事，也没敢问，仅对她身体不适，说了几句关心的话。从此，风琴的清脆响亮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她那天真活泼的样子，再也看不到了。
风琴因病已经十多天没上班了。她母亲为女儿的病整天哭哭啼啼、很伤心。风琴得的是什么病？谁也弄不清。我作为邻居，除了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别的什么忙也帮不上。
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风琴母女两人已经搬走了，还给我留下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道：“许先生，承蒙关照，不胜感激，小女病重，须迁居治疗。走得匆忙，恕我不辞而去。我们为邻，相处和睦，从此离去，却非所愿，能否再逢，不此之图。如有来寻，告他已去。也劝许先生，不必寻找。切望鉴谅。”
这张小纸条使我既惊奇、又担忧。惊奇的是，这小纸条写得如此之好。我原以为风琴母亲仅是位寡言少语、操持家务的妇女，万万没想到，她的文笔功底如此之深。小纸条写得楷书清秀、文字精炼、面面俱到、流畅得体。从这张小纸条，可以大胆地看出，这位母亲显然是位内秀不露的奇女子，而我糊里糊涂地和她相处这么久，却没有丝毫发现；担忧的是，风琴母女经济情况很不好，能到哪里去安生呢？
第二年的春天，是1948年，国内形势十分严峻。辽沈战役前夕，沈阳市内，政治气氛紧张，贫困逼人，怨声载道。老百姓在表面上不敢多说，都吃过伪满时代“莫谈国事”的苦头，但背地里，很多人在诅咒腐败的当局政府，希望解放军早日进城。我和几个老朋友、老同事也没有心思做什么事，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偷偷地议论有关国内的发展形势。
有一天，我和两位老同学，为了减轻一下内心的苦闷，一同到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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