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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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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车，送她回了家。就这样，我妈妈连气带惊已经不行了……我妈临走的时候，好像一口闷气上不来，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痛苦极了，心都碎了。我顾不上自己的病，也顾不上妈妈僵硬的尸体，跑到大西门外“地方法院“去告状，告美国佬踢死我娘，但无人敢于受理。一位同情我的法院职员劝我说：“关于美国人的刑事案件我们法院无权受理，你走吧！”我无奈，又跑到“警备司令部”。他们的回答，使我更加气愤。一个少校奚落我说：“你简直疯了，告美国人！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如果美国领事出面说，没有什么胡克其人，反说你是在诬告，受罪的还是你。”
我把母亲安葬之后，决心今生今世要报杀母之仇。为此，我忍辱偷生，活了下来。
最后，风琴对我说：“许先生，我绝不是一个甘心堕落的女孩子。但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为了糊口，为了生存，我一个弱女子到哪里去找职业呢？”她边说边哭，令人心酸。
王司令讲完这段悲愤的故事后，对我说：“坏人各国都有，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也会以坏人为耻、以坏人为愤。但要一个弱女子去报此冤仇，谈何容易。这件事和北京景山中街发生的事多有类似之处。罪犯嫌疑人已经回国，要他在中国伏法已不可能。假如找到罪犯嫌疑人，他死不认账，要他受到制裁也难。沈崇事件就是一个先例。但是，此事确是一件令人发指的惨案，不容置疑。受害人的悲鸣，发自冤仇。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会为之不平。因此，我想，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应该把这件悲惨事件记下来，立此存照。”
此案已过多年，冤案未平，冤情仍在。我每当想起此事，内心总是难以平静。
当年，全国解放，中央政府宣布不承认旧中国的对外关系，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对外政策和做法是否可以告慰蒙受帝国主义分子残害的英灵？是否可以安抚尚在人世的受害人？我说不好。而我今天能够说到做到的是，按风琴母亲的遗愿，把我听到的这段历史，作为民间的耻辱记下来，留给后人。
有关历史上的涉外事件，不可不说，也不能不说。至于如何对待？是任其往事如烟，还是讨债？何为重？何为淡？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值得思索。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11）
当年，这两个中国姑娘被狡猾美军强暴的惨史，是发生在投靠美国的、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时代，无人替她们做主伸冤。如此痛心之事，不能不让后人知道。
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随之发展与变化。但是，这段呼唤人们心灵的屈辱历史，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些屈辱史并不会使我们狭隘到着眼于报复和排外，而会告诫我们不忘过去，并激励我们奋发前进。
今天重提这一沉冤，就算是“放空炮”吧！
“放空炮”的用意，不外乎是要人民知道，中国人当年有许多说不出的苦难史。
中美彼此“放炮”，就是中美双边关系紧张时，官方相互对骂。这一对骂的历史，也不算短。
去年，美国将尘封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与中共在1970年机密的谈话记录公诸于众，其中有句话基辛格较有兴趣。
毛泽东对着基辛格说：“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像放炮，说些‘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之类的话。”
坐在旁边的尼克松接着说：“像我，还有匪帮！”
毛泽东说：“但你或许不会被推翻，据说他（指基辛格）也不会被推翻，若你们都被赶下了台，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接着，毛泽东还强调说：“我也有言论自由，我放的炮超过了他们放的炮。”
孰不知，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反共、反新中国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中国也把美国骂得狗血喷头。
然而，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的这次对话震动了全球，改变了世界格局。特别是中国“放炮”的说法，使两国不正常的对骂关系发生了变化。
聪明的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话心领神会，颇为兴奋。
几天之后，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第26届联大）上，乔冠华代表中国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照旧慷慨激昂地把两个超级大国骂了一通，先骂美帝、再骂苏修。
大会刚结束，乔冠华和基辛格在会场外通往一层的滑梯上，巧合相遇。乔冠华还没来得及考虑如何应付，基辛格先伸出手来，握着乔的手，咧开嘴大笑一声，说：“今天，乔先生又放了一阵大炮！我知道你在放炮！”接着两人大笑不止。约有几秒钟，滑梯已到一层。两人又潇洒地握手道别，似乎彼此都有了不少了解。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这句“放炮”的话，曾起了历史性的作用。今天解读这句话，是否就此给世人造成一个印象：“中国人只会放炮，甚至是放空炮？”
有的朋友还真为此颇有怨言。
坦诚地说，毛泽东当时这句原话，含意虽深，伸缩力也不小，可以延伸，也可以不延伸。有过这几十年经历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话都有一定的理解和体会。
毛泽东对外讲话深入浅出，有很大的幽默性和诙谐性，甚至还有一定的深奥性，让人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因此，对毛泽东“放炮”这句话，只能领会其用意，不必字字苦心求是。
人们若问：“中国人只会放空炮吗？”
回答是：“不一定！朋友，别大意！”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
这一规矩，是在建国初期建立的。有一位资深的大使，在国外没经请示，也没给国内打个招呼，就在夫人陪同下回国了。此事，引起周恩来大怒，并以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位驻外使节没跟国内打招呼，便擅离驻在国首都，去外地参观了。这类离谱的事，都受到了严厉批评。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1）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们还在外交部旧址（人称老部）办公。
据了解，外交部街在清朝初期本是一个有名气的胡同，曾因这胡同里住过一个姓石的大官，而定名为石大人胡同。
清朝晚期，慈禧太后为了欢迎德国王室贵宾，一声令下，在石大人胡同，修建了这所中洋结合的宾馆式的楼房（即称东楼）。
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看好这方宝地，便将其外交部设在了这座宾馆式的东楼内。
外交部街较为狭窄，车来人往，略有不便。然而在外交部大院之内，却是另外一番风光。
外交部大院风景独特，它虽然不像苏州园林那样有山有水，却有草坪、古树、花坛的合理搭配，构成了一幅清秀妩媚的画面，清雅而壮观。外交部从1949年建部的第一天起，就在这里办公。多少年来，在这里发生的事，特别是那些离奇古怪的人与事很多很多。
有的人与事有据可查，有案可稽，有始有终，并立档归案。这类人与事，不论是其中的是非曲直、还是案情的来龙去脉，都在卷中交待得一清二楚。
而有的人与事，在长官意志压倒一切的年代里，领导的一句话或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大事完案，既没有立案立档，也没有可考的依据。而且这类人与事，往往是知者不多，如果知者已经不在，此事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了了之。日后，当事人想问个水落石出，就难了，只能困惑终生。
有一件是属于后者的人与事。
人们希望给这位当事人解除一些困惑。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有一位被勒令调回的驻外大使，说他目中无人，“抢了镜头”。
据我所知，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连这位大使当时也不完全知道内情。
目前有关此事的决策人以及经手人都陆续离开了人世。从而这一“抢镜头”被罢官的糊涂账、冤枉事已成了许多人都猜不透的谜。对这个谜底，我不能再拖着不说了。
有一天上午，电话铃声冲破了办公室的寂静，我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电话筒，对方急问：“远行吗？”
“是我。”
“我是余湛，炳公（王炳南）在吗？”
王炳南从1964年由波兰回国后，出任主管苏联东欧司的副部长。余湛是苏联东欧司司长。
余湛当时在外交部曾有五个红司长（能干的司长）之一的美称。此人精明强干，办事能力较强，文字功夫不错，胆子也大，脾气却也不小。正是由于余在业务上比较拔尖、头脑清醒、记忆力又强，所以他深受几位部领导的赏识。
余湛的工作特点是，敢负责任，遇事不管大小，他从不往上推，也不往下卸。在一般情况下，除重大外交办案或调研外，他自己能处理的小事，从不随意打扰王炳南。因此，只要是余找王，我们都为他开绿灯。对此，大家上上下下都配合得很默契、很协调。这天，余来电话找王，必然是有要事请示。
余湛听我说王炳南不在办公室，他并不罢休，接着就说：“我驻某国大使已奉调回国，他现在在我这里。”
“回来得这么快。关于该大使（下称该大使）调回来的问题，你跟他谈过了吗？”我接着问。
余湛没回答我提的问题，却答非所问地说：“按回国述职的惯例，该大使跟我们谈了有关地区形势、双边关系和该国对国际问题和对华的态度。最后，他也谈了使馆的内部人事等情况。”
我问：“他谈到我代表团去访的接待情况了吗？”
“是的，该大使谈到我代表团出访，对推动双边关系，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余湛接着又说，“该大使提出了一个他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他这次奉调回国，不知有什么特殊需要和任务。对这个问题，按惯例，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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