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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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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这根弦要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该大使抢镜头，不管情节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当然，此事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二、外交官对外讲话要有分寸，该说的，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不该说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夸夸其谈，总想高人一等、出人头地。
“三、人要以和为贵。这句话我听毛主席说过。同志之间要友善相处，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我们对待人家的过错，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要揪住不放，得过且过。我们要学会有气量、能容人、能宽以待人。
“康生对该大使的处理意见，作为中央的要求，我执行，但我认为仅凭‘抢镜头’就撤销人家的职务，似乎有些过。说不定此案还有其他什么因素。”
王炳南是搞过多年统战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处事的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品德和为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朴实谦和，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他不妒忌别人，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国内、外各个阶层。他处理任何难题，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信心十足。当我对该大使的事，还摸不到头脑的时候，王炳南已对此事胸有成竹。仅用了几分钟，王就讲出了三点对该大使一事的看法。
这三点意见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听到王炳南敞开心扉讲这些心里话时，我都认为他是对的。
王炳南这次对该大使“抢镜头”一事，虽然他也认为“抢镜头”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该大使的错误，但他对此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王炳南讲到这几点看法后，忙问：“你讲得好。但不知该大使的事，是否还有挽救的机会？”
王炳南明确回答说：“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
王说：“我已说过，外交部是陈总和周总理领导的部门。该大使的事，也是经过周办下来的。如果我们对此案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或申诉什么，按组织程序，只能向周那里提出。这样做，不管提什么意见，都会使周为难。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经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执行部门。考虑到该大使‘抢镜头’的具体细节，还没弄清，我们切不可贸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后又说：“有些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必去了解。不了解也好。”
王炳南的这番话，似乎使我明白了许多。于是我又转过话题问王：“今天上午10时该大使来述职，实际上也是来谈召回他的问题，不知该怎么跟他谈？”这个问题提出后，我自己有些后悔，似乎我有些自不量力地在担心些什么。然而，王并不见怪，他反而和蔼地对我说：“见面看情况再说吧。这位大使是副部级干部，这类事好谈。”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4）
上午10时整，该大使忧心忡忡地走上东楼的二楼，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王炳南办公室的门。我立即出来迎客。
门开了。立在门前的这位大使，五十岁左右。一看便知，他是位久经风霜的老干部，他笑容可掬，礼貌周到，既有英俊潇洒的外交官风度，又有久经战火锻炼的军官气质。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大大的眼睛，在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通报了姓名后，我立即表示，快进来，王副部长在等他呢。
该大使和王炳南寒暄后，就坐在王的对面，开始了他的述职报告。
在他们交谈中，该大使是那样平静、那样健谈，神情自然、谈笑风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不快和沮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竟然把这个述职变成了一个久逢知己的一席畅谈。
这一出奇的情况，实在使我出乎意料。
这是为什么？
这本是一次十分沉重的对话。一位是犯了“错误”，被勒令召回，心里极不平衡，想通过这次谈话，听听自己犯的是什么错误，还准备为自己的尊严辩护一番；一位是代表外交部说明将其召回的原因，相机做些开导工作，以避免该大使背着思想包袱离外交部，最后还要给人家谈谈工作的去向问题。
然而，这件被罢官而又不太体面的事情，要拿到桌面上来谈，谈何容易。特别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干部来说，实在有些难为情。
因此，不管是谈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不愿意触及到这件事的细节。
王炳南不便起口，该大使有苦难言。结果这一碍着面子的错误细节，竟然被这两个人用婉转的语言给回避了。两个人不言而喻，心照不宣。
在两人的谈话中，王炳南已发现该大使早已知道其被调回的原因。因此，王面对该大使不便启口、又不想多问的尴尬情形，也就不想再难为人家了，不想再去触动人家的伤疤。
就这样，两人在不涉及“抢镜头”细节的情况下，竟然把一个沉重的谈话变成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交谈。
但是，我在他们的谈话中，还是听出了一些有关“抢镜头”的端倪。
关于召回一事，王炳南说，周恩来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求办事严谨，又要求随时随地地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切不可大大咧咧的。对此，大使在使馆虽然时间不长，应该也会有所体会的。遗憾的是，大使就要离开外交部了，希望大使在这方面总结总结，在总结中提高自己。
该大使十分敏感地说：“是的，我每次调动工作，都会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在国外任职期间的工作，我是认真地做了。我问心无愧。”
“离开外交部后，你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考虑？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王问。
该大使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在革命队伍里，多次调动，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一道调令下来，就卷起铺盖走人。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也很简单，仍回原单位。当初派我出国时，中组部安子文已和他讲定，等回国后，仍回原单位。”
关于接待我国代表团一事，该大使说：
“我代表团出访，通过会见会谈，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增进了驻在国对我的进一步了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看法取得一致。出访效果是成功的，对反对霸权主义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方的接待，规格是高的、友好的。对我代表团往访，十分重视。”
王炳南和该大使的畅谈，彼此都挺满意，都没给对方带来任何不快之感。
而我从旁听到他们的谈话后，却颇有感触。第一个感触是，该大使是位有涵养、有主意的人。在和王炳南谈话中，他没有埋怨、没有忧伤。似乎外交这一行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似乎他希望尽快离开这个难以琢磨的地方，早些回原单位，早些忘掉那些不开心的往事。第二个感触是，王炳南很会讲话，他以谈心的方式，巧妙地让该大使了解到自己的错误，既没使对方感到尴尬，又把该说的话说透了。
该大使走后，王炳南对我说：“该大使是位领导干部，有些事点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他的错误对我们外交人员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都该对着这面镜子，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希望在我们外交队伍里，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该大使是位有德、有才、有著作，曾对我国经济建设有过重大贡献、并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当他被撤销大使职务、离开外交部之后，虽然不得器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埋头苦干。奋斗与贡献，不减当年。
遗憾的是，该大使已是耄耋之年，而对当年没有任何文字结论的“抢镜头”一事，不愿多想，也不愿多说。说不定，此案的内部详情，他当时就没去详细追究。中央既已决定，他也不便过于追究。事过境迁之后，他就更不愿就这种难以说清的事情，究其原委。
该大使年迈离休在家，当他听到当年自己被康生一句话，不明不白地被撤职这一往事，久久直视苍天，感叹不已。当年，他自己对奉调回国的原因，虽然也略知一二，却不知其详。他总觉得，上任不久，就被撤回，有些蹊跷、委屈。苦于知情人对这类事都不愿说满，而他自己也就不便去多想、多问。因此，他背了一辈子没弄清的冤包袱，自始至终也不知他是栽在谁的手里。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
有两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对我讲过王任叔的事。他们一位是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对我说：“王任叔在大使馆光着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国记者曝了光，轰动一时，成了国际新闻，成了国际笑柄，给中国人丢了脸。如此出丑的外交代表，对外影响不好，只能离开外交部。”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1）
外交部建部初期，干部来自五湖四海。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革命考验和有过外事锻炼的优秀人才。他们大多是听从分配、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英。
外界对外交部的反映是，搞外交的这帮人是一代人的幸运儿。外交部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单位。外交干部也将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壮大。这一点比政务院其他部门要优越得多。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到外交部，和全体干部一起开了一个外交部成立大会，并作了一个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就如何做好外交工作，提出了许多忠告。这些忠告记录，有的干部一直保存了五十多年，也不肯丢掉。当外交工作走上轨道之后，外交部的人又经常被周恩来找去开会，研究国际形势、研究重大办案，并在周的要求下，建立了一套三结合（老、中、青）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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