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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历史-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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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库存积压的武器，一再以半价、四分之一价甚至更便宜的价格处理、出售，或者干脆就地销毁。
甚至还发生从英国收回“租借物资”——上百架“海盗式”舰载机时，干脆把船开到公海，从航母甲板上把飞机推下深渊了事——这类财大气粗的例子。
对苏联也同样，美国人收回“租借物资”火车机车的时候，也是离岸不远就抛弃海中，弄得岸上俄罗斯工人跺脚、咒骂、伤心、哭泣，痛恨这些败家子。
中国略有例外——早期曾有过一轮回收和封存，是为了防止中国内战；后期大部武器，是对于中国赴欧远征的奖励和报答；更后来，则是由中国出钱，或者用贷款购买，因此回收力度不大。
1945年到1949年，美国真正是过了一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消闲日子。看不到战争危险的公众，迅速把武装力量的意义和价值遗忘，军队又回到20－30年代那种被人忽略、被拼命克扣军费的日子。
1949年，国会拨款委员会核定的美国军队总数，不得超过75万。
苏联核爆炸，震得多数美国人浑身一机灵。这才想起，自己也曾有过原子弹。连忙检点自己那不到两位数的核武库，竟发现有些武器因保管不善，已经由于元素衰变而失效了。
苏联核试验比美国预测提前6年之多，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
此时美国外交谋略的主流思路，是通过强化盟国、围堵苏联，以便转移和释放危险。
不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派出的一个小组到达中国。
一年后，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在中国江苏秦山开始运转，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邓稼先担任了这个实验室的主任。
这一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个实验室群，除了可以发电的反应堆，还包括钚直线加速器、计算中心、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和卫生研究实验室等，其中属于敏感和机密的部门，被铁丝网所包围。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紧急拨款，用于研制开发新型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略感过时的B－29型被前沿部署到欧洲，进入驻德美军空军基地。
中国也得到了3个B－29中队，用于早期训练。
这让中国飞机设计工程师喜出望外，国产“鸵鸟”研发小组跑到北平南苑机场的B－29驻地，把这些大飞机里外看了个够，巴不得偶尔事故报废一架，以供他们解剖。
（959）
苏联掌握核武器后，几次向中国严重交涉远东领土问题。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谈判中不动声色，国内则加紧了地面防范和空中巡逻。
美国适时地出面干预，主张：在已成立的联合国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
苏联，受到时而死灰复燃的乌克兰和波罗地海三国分裂势力的牵制，终于没有下决心再次向远东大量增兵。因为至少7000公里的运输线，无法支持他们象德国那样使兵力在国内大规模机动。
双方虚声恫吓一阵，中苏停火线暂时没有战火重燃。
回到总参作战部的什捷缅科上将，甚至私下散布了这个观点：
——海参崴实际上很难再回归苏联了。如果敌人是中国的话，那个太平洋港口即使短期内夺回来，也难以长期守住。它的运输补给线太脆弱了，几乎全程暴露在中国威胁之下……
后来，苏联又在谈判中提出“以新疆交换远东”的建议。中国政府几经权衡考虑，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给中国带来的实惠太多了，这片富饶之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移民也在几年中达到了5000万人，迁出这批人口的难度，大得无法想象。
后来，在60年代初期，南方的大面积自然灾害中，正是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产出的大批粮食，解除了国家饥荒的隐患。
中国人，这时才普遍意识到，90年前割让这块土地的重大失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丧权辱国。
（960）
由于华北联军收复外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功勋卓著，而南京政府方面却迟迟不能收复新疆，于是，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党之间在1947年达成的协议是：
6年过渡期内，在李宗仁担任首届国家总统的前提下，由祖国进步党新任总书记刘少奇，首先出任联合政府首任行政院长。
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席位也尽可能合理分配。
这一任的三年中，根据蒋介石先生的书面意见，由资历较深的魏德迈将军担任首届国防军总监。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工作，使祖国进步党人尝到了苦头，执政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由于相对缺少行政经验，同在野的国民党和各类封建遗老遗少的争议、摩擦、周旋乃至斗争，损耗了刘少奇相当的精力，刚到50岁便已满头白发。
好在李宗仁早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是个具有进步意识的总统，没有过多地给刘少奇设置障碍。
祖国进步党人的执政班子此时也体现出廉洁和效率。
没有强势人物的两党联合政府的组合，虽然常常显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时有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问题，但民主作风倒是不缺乏。
舆论反映，这是与蒋公执政期间最大的不同。
言路畅通调动了各界、各阶层的积极性。三年执政期获得的历史评价是：“一个良好的战后恢复阶段”。
只有一件事有损刘院长的威信。
在农村政策方面，进步党本着一贯思路，认为农业集体化才是尽快发展农业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名誉主席也以书面形式，敦促刘院长早日进行这项试验。
于是在进步党当政的辖区、原河北省徐水县（现属涿州保定郡）一带，进步党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社试验。
村里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农民集体劳动，以工分计算报酬。这个新样板初期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好评连连。周边地区纷纷起而效法。
短期效果使进步党内产生某种盲目乐观情绪。成就被不断夸大。刘院长一时也喜不自胜，亲自出马去抓试点。
接下来合作形式的迅速升级逐渐显出失控的趋势。各种初级的农业合作社被很快改组为大型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名誉主席还用颤抖的字体题写了“人民公社好！”的条幅。
但随后的两年间，人民公社没有体现出它是人们期望的那种高效、合理并且人性化的劳动组织，先天不足的种种弊端逐一显露出来。
1949年一次不大的旱灾，对其他州郡并无显著影响，却使徐水周边地区出现严重饥荒，村头巷尾甚至出现饿殍。
狼狈的社长们无奈只好开出大批介绍信，交给满脸仓惶的社员，供他们带领全家外出讨饭。
这些丢脸的举动在言论开放的新中国引起了广泛报导和舆论抨击。试验了三年的人民公社在危机中解体了。
这是刘院长在执政期间，最遭人诟病的败笔，也给祖国进步党积极肯干的三年执政形象，蒙上一个污点。
由于总体损害不大，海内外舆论在评价时还是留有余地。只以操之过急、好大喜功、尚缺乏执政经验作为结论，并未过甚追究。但在野的国民党，则按照政党政治的惯例，在议会里、媒体中和社会上广泛发动攻势，着力夸大刘院长的错误，造成进步党执政无能的印象，以此为自己接替执政作好铺垫。
这一轮政坛上的你来我往，议会争斗，也使中国人民见识了两党执政的一场真实演出。
一些理智的评论家和政坛资深人士认为，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可以相对及时地纠正施政的弊端，把损害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不象独裁政体那样，使整个国家犯下无可追悔的弥天大错。
（961）
祖国进步党首轮执政的一份光彩，是成功组团，参加了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
1948年7月29日下午4时整，伦敦，温布利体育馆。
主席台上，英王乔治六世宣布第十四届奥运会开幕。首相克利门特·艾德礼随后发表了友好演说。
这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12年后举行的首届奥运会。
尽管在入场式中不见了日本与德国运动员的身影，但是4000多人的运动员队伍中，却出现了许多新的旗帜。
中国派出了53名男运动员，在新国旗——“五色金星旗”的导引下入场。
原本曾表示要抵制这届奥运会的苏联，在最后时刻还是派出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高举着镰锤旗帜来到伦敦。※
※史实上苏联没有参加此次奥运会。
7月30日，正式比赛第一天，中国队爆出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大冷门——年仅18岁的徐州兴化郡选手张桃芳，在射击比赛中，超过了芬兰选手西蒙·海耶和苏联选手特马洛夫，一举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实现“零的突破”的消息传到国内，顿时引发了公众极大的热情。
张桃芳的哥哥、射击教官张桃园中尉在纳兰山营地的收音机中，听到这个消息，喃喃叹道：
“打小俺就没看错这个弟弟。他比俺有福！”
……接下来在赛艇比赛中，来自中国洞庭湖畔的一支队伍拿到了银牌。
记者好奇询问，为何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就能拿到好名次？
领头的厚嘴唇小伙憨憨答到：“算个么事哟？在家乡就划龙舟，每年端午都拿第一唦。”
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枚奖牌来自举重。在男子轻量级比赛中，貌不惊人、五短身材的中国梧州选手谌劲开，出人意料地超过了不少白人大力士，最终名列第三，拿到一枚铜牌。
中国代表团，一金一银一铜，在奖牌榜中名列第22，排在奥地利和新独立的印度之前。中国传统武术还作为表演项目，成为本节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东方节目。
后来观看伦敦奥运会记录影片的中国城乡观众，把这份国际荣誉归功于祖国进步党人、体育部长贺龙的组织效率和人材选拔工作。病中的毛泽东为此，也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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