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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的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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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宫中图卷局部（明。杜堇）
江晓原指出：“据我看来，王说未必全谬，武说却明显失于武断——巫娼在中国社会中的痕迹，直到明朝还存在。”他举了《中国志》（又译《中国纪行》）为据。中亚商人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曾在中国生活过若干年，于公元1516年作《中国志》一书，记述他在明朝前期中国社会中的见闻。其书第十一章“中国的娼妓”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明代令妓女集体祈雨的情形：
祈求丰收是这些圣役者（Hiérodule；注意这个措辞明显提示了妓女们与古时圣娼的渊源关系！）的日常事务。……当雨露迟迟未降时，皇帝便诏令进行公众祈雨以改变天时。这些祈求丰收的活动就是勾栏女子们的事，她们组成长长的队伍前往寺院中去。在出发前往那里之前，她们向其女侍及朋友们呼喊令人心碎的诀别，甚至还要作出遗嘱。……如果上天毫不怜悯她们并且不使她们的祈祷如愿以偿，那末她们就必然被投入大牢，即使她们成千上万也罢。她们然后再从牢中走向断头台，即按照事先强加给她们的条件行事。
帝王临幸图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管仲与中国官营娼妓的滥觞
明代生育图
二管仲与中国官营娼妓的滥觞
公元前594年，有着贤哲声誉的诗人兼旅行家梭伦（约公元前640—559年）被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由此拉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序幕，并开创了雅典从贵族寡头政治向民主城邦过渡的局面。梭伦同时开始了具有创造性的经济改革。他发现阿提卡贫瘠的土地不适于生长粮食，就提倡种植葡萄以酿酒，种植橄榄以出口橄榄油。为促进工业发展，他命令所有的父亲必须传给儿子一项技能，并且接受移居到雅典的外来工匠为雅典公民。他创立了雅典国营妓院，开西方国家设立妓院之先河，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和骚扰。雅典男子形容他们的性生活说：“我们有为快乐而设的娼妓，为身体的日常照护而设的婢妾和为生育合法的子女及管理家庭而设的妻子。”梭伦运用他的想像力和聪明才智改造了雅典社会，他的经济政策使雅典成为很大的商业中心。（［美］马文·佩理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英雄时代，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管仲（？—前645年）就是其中一位名声赫赫的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实行改革。在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上的改革。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实行“相地衰征”，从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极大地调动了耕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农业上涉及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具有划时代意义。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推广铁铸农具，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进而引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提出“管山海”，首创盐铁专卖。管仲经济改革的第四个重要方面，是设置“女闾”——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前645年），以此推断，管仲创设的国家妓院比梭伦创立的雅典国家妓院（前594年）至少要早50年。所以，王书奴先生戏称管仲为“全世界官娼鼻祖”。
关于管仲设置“女闾”的确切记载，在先秦典籍中主要有以下几条：
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战国策·东周策》）
管仲设女闾三百。（《齐书》）
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韩非子·难二》）
汉代及唐代秘戏陶雕
虽然三者所述女闾具体数目不一，但管仲襄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时设“女闾”制却是确定无疑的信史。管仲是一位卓越的理财家与经济思想家，他把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作是政治、伦理观念的基础，他的著名观点“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于后世经济伦理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所主张的取民有度，利民富民，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等观点，都为中国古代有远见的理财家所遵循，如桑弘羊的“修太公桓管之术”，刘晏的“养民”、“爱人”思想等。那么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的管仲开设国家妓院决不仅仅是为了淫乐，而是有更深层的经济、政治目的。
其一，课税以充国用。管仲设“女市”、“女闾”，目的是收男子钱入官，也即后人说的“花粉税”、“花粉钱”等。《五谷颂》载：“管子之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国语·齐语》云：“齐有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桓公时，立此法，以富国。”清代褚学稼《坚瓠集·续集》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当代台湾学者李敖《且从青史看青楼》谓：“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
其二，“社会安全阀”作用。这是套用西方从中世纪流传至今的一种观点：即娼妓是“婚姻关系的安全阀”，是“城市中过剩性欲的排泄口”。正是因娼妓的存在，缓解了社会上男性性欲因禁锢而积聚的压力，从而才减少了诱奸和强奸的发生，这就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良家妇女的贞操，使她们免遭强暴的污辱。管仲设“女闾”与西方“社会安全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女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
管仲设“女闾”的同时，还推行一种“合独”政策。《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管子《入国篇》说得更明白：“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合独”是国家为了鼓励婚娶，增加人口而采取的措施。为了保证这种措施的实现，又采用了相应的方法：“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者，奔者不禁。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韩诗外传》）这种男女之间比较自由的性爱活动——合独，随后在中原各国演化为一种非常流行的风俗。
清代秘戏铜镜
概而言之，管仲创设国家妓院、推行“合独”政策，一个更重要的政治意图，就是为了缓和及减少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个“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其三，吸引、拉拢、稳定四方游士。
春秋初期，随着封建贵族兼并斗争的发展，出现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社会大变动，不少在兼并斗争中失败的强宗大族，丧失了原有的爵禄和封土臣民，或“降在皂隶”、或逃亡它国，从而把大批原来依附于他们的“士”抛向民间，沦为自谋出路、四处飘荡的“游士”。
随着诸侯国内外矛盾的激化，智力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没有善谋善断之人，国不得治，争战则败。许多统治者把起用贤者视为头等的大事。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惟旧”、“惟亲”用人标准。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把任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发布命令，要乡长“进贤”。如有贤人而不报，谓之“蔽贤”，是犯罪行为，要给以惩处。卫文公治国之策中有一项“授方、任能”之策。（《左传》闵公二年）晋文公则“昭旧族，爱亲戚”，又“明贤良”、“赏功劳”，主张亲、旧与远、新并用。（《国语·晋语》）
正是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管仲为齐桓公开出了设“女闾”这剂药方，一石数鸟，可谓旷世奇才。士从氏族血缘羁绊中解脱出来，逐渐抛弃了不臣二主的信条，开始自由地辗转投奔于能施展其抱负才能的诸侯国，择君而仕。由于这些“游士”远离家庭，加之生活放荡、喜欢美色与酒，故妓院就成了吸引、拉拢、稳定他们的一种最好手段。《国语·齐语》载齐桓公曾根据管仲的建议，“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韩诗外传》亦说齐桓公曾“设庭燎以待士”，“四方之士相异而致。”
神木雕
其四，投桓公所好，供其淫乐。
齐桓公是历史上有名的好色之徒，《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载其“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尽管宫中妻妾成群，但他仍不满足，总喜欢偷香窃玉、寻花问柳，到外面“冶游”（俗称谓之“嫖”）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昔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其放荡不羁、风流情种之状，跃然纸上。
明代陶塑
近代陶塑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君臣曾有一段对话，颇有妙处。桓公问于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于霸乎？”管仲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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