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全-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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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
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
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毛泽东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
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
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
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
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
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
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
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
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
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
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治作风露出真相时，毛泽东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
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
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
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
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
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
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
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
“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
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

　　　　　　　　　　　　　　　　　　　　　　　　　　　　　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
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
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
夹肉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文革没有白费。虽说
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
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
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
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
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
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　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
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
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
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
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
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
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
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
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
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
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
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
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
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
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
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
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
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
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
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
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
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
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
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
本主义之展开了。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
别所在。中国农村里的剩余既无门径远走高飞作有益的投资，小自耕农般又胼手胝
足缺乏资本（小自耕农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种秋收间的生活费也是一种投资），
则韩丁所叙“剥削”在客观条件上已无可避免。他们在亲戚邻合间的抵当借贷有时
只以口语为凭，不一定见文书，倒可以经乡间的强人如保甲长及缙绅强制执行，因
为不如此则关系地方治安。有时候尚用不着麻烦衙门里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肃清。有了以后历史之发展，才使我们
了解其真意义在豁除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积资本全部禁绝。在
经济发展的程序上讲，中国迄今在“原始存积资本阶段”，大多数人民尚没有享受
到机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从狂热分子之主张，将私人财产整个不要，只
能使全面贫穷更恶化。这错误既已被认识，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
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
之困难。

　　　　目前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时下标语概括之，可谓“致富是一种光荣”。这趋
势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是扩张国民经济的运动，其规模如此庞大，不能不招
致私人参加。譬如，即使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全属国营，它也需要无数零件供应者，
服务性质的行店更不可少，如卖汽车的特约经纪与加油站，更有供应快速食品的餐
馆和车行取款的银行柜台，又有训练女速记员和汽车旅馆经理的学校。说国家经济
计划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满，不免是欺人之谈。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
即是缺乏以上有纵深的准备。

　　　　招致私人企业也是承认个人财产权的办法。此事之重要尚未尽为人看出。这当
中的关系有立法的意义。一种事业经过批准，其特权应当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
不时将其撤销，则授权者应有权要求赔偿。在这种特权上存积之财富也不当受政治
运动骚扰。如是，私人财产权逐渐巩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础。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当前的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
上端无限制抽税的权力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井没有实际上的结构，各级
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总之即无从考核。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
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上端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数量。这也可
由最近的一个情形看出：

　　　　东北的鞍山钢铁厂有好几十所厂房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上。在最近之前，北
京的钢铁部只拼死要它增加生产的吨数。财政部则以为它是一种财源。省政府与市
政府也要求它将钢材拿出来贡献本地的建筑。如是各方争论不已。技术上的问题也
可能牵扯一段思想上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最后只有提出一段建议，这企业应
当视为一种国营事业，让它自身决策牟利，不过同时向国家和辽宁省两头缴所得税
（可是本书出版之日是否照这建议办理，不得而知）。增强私人财产的权利也无非
同样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卫的权力，影响所及，各选区也可就本地的
特殊情形强调它们的本色，回头作特殊的贡献。假如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
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驱使。此中关
键是政治之改革与经济之扩充必互相提携。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
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　democracy；由魏复古
［Karl　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带讽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