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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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四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赚这几种商品的钱，而不再让别人赚。这四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的盐、糖、卷烟和火柴。　
　　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新玩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对盐进行过专营。而后的封建王朝，都对一些重要的商品进行专营，如秦朝的盐、铁等。　
　　食糖专卖是从1942年2月开始的，紧接着是盐类专卖、烟类专卖，然后就是火柴专卖。　
　　食糖专卖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按照所谓的《食糖专卖条例》，应对食糖实行实物收购。但要全部收购则需要大量资金。1942年夏，当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向孔祥熙伸手要钱时，孔祥熙才发现这样划不来。大量资金拨下去，自己手头紧张不说，谁知下面这些贪官污吏拿这些钱干什么。到时候食糖收购不上来，你还能砍他的脑袋？　
　　当下孔祥熙又规定了一条办法。他对各省官员说，食糖原则上按条例全部收购，但具体操作的方法是，食糖中央暂不收购，只按照收购价格的30％征收“专卖利益”，其中15％为代征统税；收购价格的30％人专卖利益帐。　
　　这里我们不必在经济学的术语上兜圈子。他的这个办法简单说来，就是收购资金由地方应缴中央的税款中支付，等于孔祥熙一分钱不往外掏却照样能获利。　
　　“食糖专卖”一实施，糖价立即大幅度上涨，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也颇为不满。原来说的实行专卖是为了平抑物价，防止投机，怎么适得其反呢？　
　　于是蒋介石一个电话打到孔祥熙那里，孔祥熙连忙采取对策。即采取行政规定糖价，各商业网点的经销单位一律不许涨价。但孔祥熙没有弄明白，食糖生产主要在民间，他们出售给收购者的价格并不多。都是一些中间盘剥商从中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如不调整收购价，就会影响生产，供应失调，专卖收入也会随之减少。但孔祥熙当时已经感到了蒋介石的压力，不敢再提高收购价格。他只能强行命令甘蔗和食糖照旧价出售。而蔗农售出后都不够成本，又不能不售，因甘蔗属于时令产品，不易保存和贮藏，结果种甘蔗的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　
　　规定限价，中间商一见无利可图，便纷纷囤积压货，于是黑市发生，社会上的百姓买不到平价糖，只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到黑市上去买，这样一来难免也怨声载道。　
　　据说，当年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一次乘车从成都到重庆。内江等地的蔗农得知消息，将甘蔗砍下来，在公路上铺了一里多长，以阻挡汽车前进。制糖业的业主和工人上千人自发聚集起来，向张群请愿，结果闹得张群狼狈不堪。　
　　烟类专卖也是一样，一开始就遭到民族资本家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反对。因为专卖局不但要到工厂仓库登记要货，而且要派出工作人员长期住厂“监督”。这使生产烟卷的工厂极为恼火。过去，他们生产烟卷只要交纳统税，而现在除纳统税外，还要缴纳“专卖利益”。在烟盒上贴上专卖标签，比过去的税高出近一倍，又不让提价。　
　　连卖烟的小贩也受到了限制，原来小贩批发到香烟就可以到市场上叫卖，现在不行，要到登记处登记，缴纳一笔“专卖税”后才可出售。本来获利微薄，眼下又被孔祥熙的专卖事业扒了一层皮。　
　　而火柴专卖也迭起风波。因为战时火柴原料无法进口，各火柴厂家只能仰仗孔祥熙的恩惠分配原材料。孔祥熙便把火柴原料的分配大权交给了他的一个亲信。这个亲信借助孔祥熙的权力，把其他厂…一挤垮，最后他自己担任了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于是被挤倒的火柴厂联合各界群众和工人，到重庆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由于它是以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的。　
　　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2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其中，近四项专卖为孔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而这22．7亿元的收入，简直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啊。　
　　4．通货膨胀堆起的金山银山　
　　在抗战期间，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通货膨胀，孔祥熙的所谓一系列“改革”和战时经济政策，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由于靠通货膨胀弥补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以致1942年法币印刷不及时，“关金券”被作为货币大量出笼了。关金券本是用作海关缴纳关税，不在市面流通。1942年把旧存的关金券以每单位折合法币20元大量抛出，开了大额钞票的先声。接着就是百元、500、千元的大面额币也像浪潮似的涌入市场。由于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人民对国民党的经济已失去信任。为免遭法币贬值的损失，当时人们普遍产生重货轻币的思想，纸币一到手就立即购买实物，各种投机活动日益猖撅，货币流通加速。若以1940年周转速度为1，1941年为1．5；1942年为1．8；1943年2．5；年为3．2；1945年（1至6月）为9．2。这样就使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发行的速度。1941年12月，法币发行累计已达151亿元，比1936年6月的14．l亿元增长了1076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上涨了2133．2倍，超出了5倍多。据杨荫博的计算：抗战8年中，随着通货政策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前0．6。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抗战前，四大家族主要靠发行公债进行搜刮，在抗战期间，则主要靠增发钞票了。孔祥熙就说过：“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确实，“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对人民的掠夺，远远超过发行公债的掠夺的。据专家测算，1936年至1948年12年中，只法币贬值一项，“四大家族”即从人民手中掠夺财富达57亿美元。同时“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把过去他们大量发行的公债几乎变成了废纸（如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0．82亿元公债。其中14．6亿是换旧债的。规定还本期限是12到24年，其他新债还本期也在10年以上，而到1945年6月时法币二千元只等于战前1元的价值，所以国民党政府把这笔债款几乎赖掉了），并向民族资本进行侵蚀，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工业独占。这真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是“人头税性质的慢性财政没收政策”，“以全民为对象，最普遍、最残酷的掠夺！”　
　　在法币贬值中，孔祥熙还利用金融政策的变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倒卖活动，以套取外汇，大发其财。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见到出售外汇太快，一方面由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企业及私人提取银行存款，规定了每次提取存款的限额和时间，以防止资金外逃；另方面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要求外商银行对投机和资金外逃购买外汇的不予供给。又因为日伪以伪“联银券”换取法币套购外汇，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凡需要外汇者，必须说明理由，经申请核批后，才能向银行购买外汇。但是这些办法只是阻碍了正当工商业者对外汇的需要，却不能阻止日伪套取中国外汇和国民党权贵的资金外逃。于是外汇出现了黑市交易，且黑市价格逐步上涨。1938年10月，中央银行曾拨出英币100万镑暗中维持法币的外汇行市，但当时法币的通货膨胀已露头，购买外汇的日益增多，黑市价格仍继续上升。每元法币的币值很快由1先令2便士半跌至8便士左右。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又与英国共同组织“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由中国、交通两银行提供500万镑，由中国政府负责、由汇丰、麦加利两银行承提500万镑，由英国政府担保，成立1000万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以稳定法币黑市价于8便士又1／4。但此汇率仅维持了3个月，法币黑市汇率又继续下跌。1941年4月25日，在向英美借款的基础上成立了“中英美平准基金”l1000万美元，继续供应外汇，但不再维持固定汇价，而是采取“自然水准”了。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政府借到5亿美元，放弃法币对英镑的联系改为单独与美元联系，确定法币对外汇价为1美元等于法币20元。此项官价外汇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正式变动过，但外汇黑市与官价外汇价格悬殊，给“四大家族”利用垄断外汇的特权攫取暴利创造了条件。例如，据1939年8月6日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电传说：“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位部长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外汇的审批大权，套取大量外汇，高价抛人黑市，以牟取暴利。许性初在转告《香港日报》的密电中指出：“孔任财长以来，操纵外汇自肥，对战费一筹莫展。”有人说他妻子宋蔼龄，在抗战初期的外汇投机中，就‘“捞到了巨额英镑”。　
　　美金储蓄券和公债的问题，曾引起过美国财政部的注意，该部部长摩根索为此事在致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政府发行及出售了美金公债券来收回法币，并自美国给予的援助中拨二亿美元，来偿讨此项公债券。我相信这个方案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没有重要的贡献。”“中国目前在美国有4亿6000万美元无需作担保而可动用的款项；同时由于我们的各项支出，每月可获得美金2000万元。中国可以用这些钱以出售黄金或美金资产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