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第8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祥熙帮助扶一下荣小姐，孔祥熙不得已扶起了那女人的肩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心跳加快，血液奔涌起来。　
　　和宋蔼龄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子如此亲近。那荣小姐白晰的皮肤粉里透红，就像刚出水的嫩藕。肩膀和胳膊软绵绵的像春天的柳枝，浑身上下散发着芳香。孔祥熙的心弦像被一只手拨动起来，并猛然升腾起一股强烈的占有欲望。　
　　后来，约翰又带着荣小姐拜访过孔祥熙，并说他有事要先回英国，在南京的生意由荣小姐负责。他为她在金陵饭店订了一个包房，有事可直接联系。　
　　约翰“走”了。孔祥熙记下了荣小姐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孔祥熙到荣小姐那里去了没有，去了几次，和荣小姐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孔祥熙和荣小姐的秘密接触被宋蔼龄知道了。　
　　孔祥熙虽老谋深算，但还是不能跳出宋蔼龄的手心。宋蔼龄人虽不在南京，但南京孔宅里的人，却有宋的耳目。孔祥熙出去干什么，夜里回没回家，在上海的宋蔼龄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天晚上，宋蔼龄突然返回南京，铁青着脸走进卧房，宋蔼龄没吵也没闹，更没有把事情扩散出去。孔祥熙心里明白，也挺感激，他庆幸那晚他没出去。他原来是动了想出去一趟的念头，只因为白开工作有些疲劳，才没出去，他暗自庆幸，但宋蔼龄的突然出现使他明白了，他根本不能忘记、忽视宋蔼龄的存在，哪怕是为了像荣小姐那样漂亮多情的女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当年孔祥熙和那个荣小姐虽然时间不长且后果不大，却提醒了宋蔼龄。从此夫人管束加强，不给半点机会，孔祥熙自然也老实了下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未听说孔氏夫妇这方面的排闻。人们倒常常见到，每到星期天休息，孔祥熙便携夫人出现在后花园里，散步说话一派恩爱亲热的样子。尽管当年还有其他一些传闻，甚至有人讲孔二小姐为能从其父那里弄权勒索，私下里也曾给老爹拉过皮条等，因都属坊间传闻飞短流长，故均不大可信。就此可以说，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妻二人的感情，还是相当融洽的。　
　　第十章　“西安事变”始末　
　　1．古城是个火药桶　
　　公元1936年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当时任国民党代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而这种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对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影响很大。　
　　东北军从将军到士兵全是东北人，眼看自己的家乡被日寇占领，自己的亲人被日寇蹂躏，而他们做为职业军人，不能回去保卫家乡和亲人，却被蒋介石派到西北来打内战。到1936年，东北军的大多数官兵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反对内战，打回老家去，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和蒋介石的计划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东北军抵制蒋的计划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所谓桂系白崇禧、李宗仁也曾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抵抗的“亲日”政策。蒋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向他的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当下曾派军队前去威胁。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在战争边缘徘徊后，双方都认识到开战是两败俱伤，于是达成妥协。但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军产生极大的影响，白崇禧、李宗仁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敢于“反蒋抗日”，而蒋又拿他们无可奈何的榜样。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依旧风起云涌。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指使驻蒙的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大举进犯绥远北部（内蒙）。当即国内外舆论普遍把这看成是日军对中国的公开侵略，是中国政府忍耐的“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对此向新闻界的答复是，“攘外必先安内”，只有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团结抗日才可能实现。蒋介石的这一主张违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学校学生和爱国人士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要求蒋接受成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门前请愿。但前去请愿的群众却被当作“卖国贼”和“捣乱分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监狱。　
　　这时，西北地区的抗日情绪尤为激烈，东北军身在其中共鸣也极为强烈，但当时蒋介石对此却毫无认识。在蒋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看来，西北地区是个交通闭塞、文化经济落后的边远的地方，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无足轻重。也很少有记者到那里采访，把那里的情况公之于众。只有一个例外即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继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又于当年10月访问了西安，并发回了极有价值的报道。蒋介石当时如果能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报道，就不可能亲赴西安督战，历史也可能会改写。然而，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来不会因一个记者的报道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才导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同时也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干，提供了舞台。　
　　韦尔斯女士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激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它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　
　　当时，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当年10月，蒋介石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中国工农红军，他得到的情报是，工农红军经过万里艰苦跋涉已疲惫不堪，一触即溃。当时，蒋介石也多少知道东北军和红军秘密接触的情况，因此他决定亲赴西安督战。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红军战役的胜利，他甚至在兰州和西安准备了近百架飞机，运去了大批炸弹，据说还有毒气弹。在赴西安途中，蒋对他的幕僚吹嘘说，只需两个星期，至多一个多月，就可以彻底消灭“赤匪”的全部。　
　　直至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他才发现他大大低估了东北军的抗日决心和张学良的意志。张学良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当时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回答，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此事。　
　　但这时全国民族情绪越来越高涨，社会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蒋介石的脉搏，要求南京政府镇压逮捕救国会，因为中国的抗日宣传是他们煽动起来的。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国会7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其中有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银行家。律师、教育家和作家。对此，蒋介石学嫌不够，又查封了当时14家畅销的杂志。恰在这时，上海日商纱厂的数千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下，抗议日军侵略绥远，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镇压。而在青岛也爆发了爱国学生领导和抗日游行，日本军队竟派出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国学生。　
　　所有在新近发生的一切，都越来越强化了那个早已在东北军官兵心中生根的念头。当年11月，张学良代表所有东北军官兵及西北军将士，向公众发表了他在西安事变前最著名的呼吁，要求蒋介石允许他的部队开住绥远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当时张学良在西北军事委员会的这份公告里措辞恳切，要求报仇雪恨的心愿之真诚强烈，希望通过上前线抗日以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愿望均溢于言表。但顽固不化的蒋介都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仍要求东北军立即准备同在延安地区的红军作战。　
　　张学良也不气馁，他以坚韧的意志又去了洛阳，再次请求在洛阳部署“剿共”事宜的蒋介石，同意他及东北军的请求；同时他还为被捕的救国会领导人说情。在扣留了蒋介石之后，他在解释扣蒋原因时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谈话：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领袖，……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们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总司令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　
　　但严格地说，张学良当初还未下发动事变的决心，因为蒋介石向张许诺，说他不久将再到西安，向东北军师以上将领阐明他这次行动的计划和战略。张学良回西安后，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