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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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惊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离我更近，我觉得自己落入了恐惧的深渊中。我的一个战友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还在呼吸。当时他很怀疑我是否还活着。　
　　我躺在客栈的地板上，已经没有气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体的痛楚，也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的身体，地板很冰冷，一开始没有毛毯，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可以减缓我们的痛苦。客栈里甚至没有任何止痛药，能够提供的只有装在杯子里的水，有人绝望地喊着救命。　
　　客栈的人告诉我们，医生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我们被装上一辆铺着稻草的卡车，转移到一家大的急救医院。那时，我的腿已经僵硬了，而且变青了。有人说，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术。我们到达了那家大的急救医院，这里条件稍为好些，有一点药，不过仍然没有医生，麻醉剂也用完了。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带，我的嘴唇有些破了，于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旁人告诉我，医护人员拿走了我最后一支烟。如果当时那支烟掉进草垛里，可能我早就被烧死了，那人还数了数我扔在地上的烟头，我一共抽了17支烟。　
　　那个帮我点烟的伤员只是上臂受了点轻伤，他是一个机灵的家伙，爱小偷小摸。他后来甚至为我搞到些荷兰产杜松子酒，我抱着酒瓶就开始喝，酒大大减轻了我的痛楚。这酒相当烈，我的喉咙似乎烧着了，但是我还是吞了几大口酒。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酒精和尼古丁的混合作用似乎削弱了伤口那绵绵无尽的疼痛。　
　　好多天来，我头一次读到了报纸，那是一份《西里西亚日报》。我还清楚地记得，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粗体字通告：现在，不仅是逃跑者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就连行动中不遵守命令的士兵也会被处以极刑。　
　　这份报纸还引用了希特勒最近一次演讲的部分内容，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他的信念，他认为是上帝的保佑，让他逃过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因此，他将带领德国获得胜利。他鼓励所有德国人，加强抵抗的决心，坚定地完成各自的使命。　
　　希特勒又一次在显著位置提出：每一个有战斗力的德国人都要投入战斗，只有这样，伟大的德国才能取得决胜。我现在躺在一堆伤员中，之前已经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希特勒的演说中，他提到，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尽管我当时知道，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战争的总体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第一滴血（6）　　　
　　报上另外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克勒敦托弗是附近的一个村子，我们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当地有个用甘蔗榨糖的糖浆厂。我的父母认识糖浆厂的厂长和当地的纳粹党官员（其中包括该选区的政党候选人保罗·格鲁克尔）。我惊讶地了解到，格鲁克尔被处死了。据报纸新闻报道，他不仅没有组织村里的男人进行抵抗，反而逃离了克勒敦托弗。他后来被搜出来，当场被打死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被处死了，我又开始发抖了。　
　　报纸上还登了一系列关于死刑的报道，这无疑能够震慑那些企图退缩的人。除了格鲁克尔，我并不认识其他被处死的人，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处死的人中，并非只有格鲁克尔才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希特勒曾经的追随者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却背叛了他，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一件事啊。现在最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地为扭转战争局势而战斗。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警戒措施坚定了我的决心。　
　　几天以后，一趟火车来送我们去德累斯顿。当时的德累斯顿城已经成为了收容伤兵的“大医院”，在空袭不断的时期，这里相对要安全些。我们开始放心了，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安心养伤了。那些修女还留在原地，我在救护站结识的战友也留下了，他的伤不严重，不需要做手术，用不了一周时间就能痊愈，他还得再次回到前线参加战斗。　
　　我们中只有不到30人被转移到后方，随行的有一个初级战地医生和三四个年长的医护人员。当然，留下来的还有那些死亡的战友和奄奄一息的伤员。我们离开的这批人怀揣着一丝希望。德累斯顿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记忆是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搭乘火车到那里旅行过两三次。我曾经在德累斯顿过个一个周末，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德累斯顿的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征用做了临时急救医院，数以千计的难民聚集在这里。在2月13日和14日盟军的连续空袭轰炸中，炸弹引起的大火包围了整座城市，至少杀死了3万名无辜市民。盟军对德累斯顿城的连续疯狂轰炸载入了史册，成为了盟军对德国复仇行动的见证。　
　　2月13日和14日对莱曼家族来说却是值得纪念的幸存日。我们差点也葬身德累斯顿城的火海中了，值得幸庆的是，我们一家子都逃过了这一劫。轰炸开始前，我本来是在德累斯顿城养伤，正在中央火车站候车，等待搭乘军事医院的列车，转到一所学校临时改建的医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在德累斯顿，而且就在我候车的时候，他们也在同一个车站，他们是随着难民的大部队逃到德累斯顿来的。更凑巧的是，父亲也辗转来到了德累斯顿，他是为了执行电台的一项秘密任务（不过他从未提过任务的具体内容），他被困在火海中，但是活了下来。　
　　1945年2月12日，当那趟军事医院的列车抵达德累斯顿中央火车站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和家人近在咫尺。我们要搭乘火车去那所学校，学校已经被改建成临时急救医院了——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据通知，我们将前往的这所学校已经暂时收容了一群从东面逃来的难民。很多难民上年纪了，或者已经病重，不适宜再次迁移。我们需要到另外的地方安顿，这样，装载我们的军事医院列车无法开走，我们必须等待新的指示。但是，没有人知道谁会发出新的指示，我们的医护人员开始烦躁不安，我们的供给快耗尽了，我们饥肠辘辘，但是缺少食物。呆在火车上的人们开始绝望了，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身受重伤，车厢里充斥着痛苦的呻吟声和怨气冲天的叫骂声。　
　　更糟糕的是，一些经过长途艰苦跋涉的难民被允许住进了我们已经拥挤不堪的车厢。在这批难民中，有两个失去了母亲的小男孩和一个年轻的孕妇，她痛苦不堪，似乎快要生孩子了。医护军士长惶然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每说一句话，都以“糟糕透了”开头。　
　　“糟糕透了，我们没水了。”　
　　“糟糕透了，我们的食物吃光了。”　
　　“糟糕透了，我的上帝啊，这些孩子没有母亲了。”　
　　“糟糕透了，这女的快生了。”　
　　糟糕！太糟糕！糟糕透了！他那嘶哑而粗暴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们的医生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我们猜测，他或许还在城里与纳粹党或军队的官员一道，寻找适合安置我们的地方，或许再搭建一所军事急救医院。我们在拥挤的车厢中逗留了太长的时间，我们绝大多数人深受伤痛的煎熬，毫无进展的处境让我们有些气馁。我们快没水了，餐车早就关门停业了。就在我们迫切期盼医疗供给的时候，我们的军士长却在那里重复“糟糕透顶”的总结性用词。　
　　其实，军士长既希望给我们更好的照顾，又希望帮助那几个可怜的孩子。他把那位孕妇移送到另外一列车厢，那里有张小床，是一名刚刚死去的士兵腾出来的，一些当地消防站的孩子来收拾了他的尸体。据说，那名士兵死前伤口已经腐烂了。　
　　最后，一名医护人员按捺不住，他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离开火车，向我们保证一定回来。他的离去让我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离开的时间越久，我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那天深夜，他终于回来了，安慰我们说，很快就会有水和食物了。2月13日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被车厢的晃动摇醒了，火车终于出发了，车厢的颠簸让我们的痛楚明显加剧了。　　　
　　第一滴血（7）　　　
　　那位医护人员解释说，我们的火车还挂了另外一列军事医院列车。由于敌机的轰炸，那列火车的机头坏掉了，也可能是被火烧毁了，结果所有车厢的伤病员都被困住了。由于他们的车厢挂在了我们的车后，火车经常前移或倒退，猛然间的牵引和拖拉影响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伤势。只要火车震动或急刹车，车厢里就是一片骂声。　
　　最后，所有的车厢都挂好了，医生也回来了。我们被转移到德累斯顿郊外的一个铁路枢纽站，离城大约有15～20公里远。我们得知了火车前进的方向，或多或少地有些不安。火车正开往开姆尼斯，那里是一座工业城市，一直是盟军轰炸的空袭目标，但是事实上，这次转移却把我们所有人救出了火海。　
　　在火车朝南开出大约20公里后，我彻底醒过来了，而且清楚地听到持续不绝的空袭警报声，警告市民敌人的飞机正在逼近。　
　　“那是不可能的！”车上的一个伤员高喊着，“他们不能轰炸德累斯顿！”　
　　“可能是苏军！声音是从东面传来的。”另外一个人补充说。　
　　但是我以为，“他们在袭击德累斯顿之前一定会先炸掉布雷斯劳。”　
　　“布